郑新立：建立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

    
    
    21世纪是亚洲经济繁荣和文明复兴的世纪，是亚洲各国人民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从而实现现代化的世纪。亚洲各国有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多样化的文化和地理环境，亚洲经济的崛起，必将创造出巨大的市场需求，不仅造福于亚洲人民，而且必将成为拉动欧美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2008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国内需求萎缩，使出口导向型的东亚发展模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从亚洲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来看，日本依靠学习欧美的技术，借助欧美市场，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亚洲"四小龙"也是利用欧美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创造了东亚奇迹。
    亚洲"四小虎"沿着这个模式发展，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如果说日本、"四小龙"、"四小虎"仅仅是打开了亚洲发展的序幕，那么具有13亿人口的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才真正迈开了亚洲复兴的步伐。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2009年在出口下降16%的情况下，依靠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实现了8.7%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转变，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由出口导向型实现了向内需驱动型的转变。这是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变。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将逐步实现经济增长由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逐步加大。这意味着中国的市场对进口的需求将迅速扩大，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依靠中国内需的增长作为引擎的时代了。哪个国家能够在中国市场上分得较多的份额，哪个国家就能够抓住更多的发展机遇。中国发展的机遇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亚洲和全球各国，特别是属于那些愿意与中国开展平等互利贸易和投资的国家，属于那些愿意到中国来投资和开拓市场的企业。
    中国扩大内需的成功，不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而且也为建立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提供了经验。实现21世纪前半期亚洲各国的发展，主要应着眼于扩大亚洲内部需求的拉动作用，逐步降低对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程度。当前，建立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有许多有利条件：
    一是亚洲各国发展差距较大，既有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像"四小龙"这样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还有大量像中国这样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左右甚至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这种落差，有利于发展垂直分工的投资和贸易关系。
    二是目前亚洲一些国家存在资金流动性过剩。中国和日本外汇储备居世界前两位，上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回报率很低，还要承担美元汇率贬值的风险。与其这样，为什么不能拿出其中一部分用于投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亚洲各国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这不仅有利于亚洲经济的崛起，而且也能够获得比投资美国国债更高的回报。
    三是亚洲各国人民勤劳、智慧，有着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扩大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将有利于加快亚洲各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步伐，受到亚洲各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四是亚洲各国要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有赖于共同构建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无论是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这次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使亚洲各国蒙受巨大损失，使现代化进程受挫。实践告诉我们，加强亚洲的金融合作，可以起到抱团取暖的效果，增强亚洲经济抗御风险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需要进一步采取切实步骤，扩大合作领域。
    建立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应当与扩大同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贸易关系紧密结合起来，两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应当相辅相成。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亚洲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建立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的同时，应进一步扩大亚洲各国同欧美发达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吸引欧美企业来亚洲投资，实现互利共盈的发展目标。
    当前，建立和完善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应加快采取一些实质性的步骤，不要停留在空泛的议论上。为此，我建议：
    1.加快推进亚洲市场一体化进程。目前亚洲各国正在谈判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协议应加快进程。要以欧盟、北美等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为榜样，加快亚洲市场一体化，实现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扩大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以生产要素的加快流动和扩大流动规模带动亚洲市场的一体化。这是建立和完善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的当务之急。所有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法律、政策都应当废除，所有障碍市场一体化的陈腐观念和狭隘心理都应当放弃。亚洲的和谐和和平也只有在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才能得以实现。当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达到相当规模之后，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候，各个国家和民族就能逐步捐弃前嫌，营造和谐融洽的政治环境。
    2.扩大亚洲各国的金融合作，增强抗御金融风险的整体能力。清迈协议建立的金融互助稳定基金，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应当进一步扩大基金规模，进而扩大亚洲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扩大亚洲各国在IMF特别提款权中的比重。为促进国际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的建立，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凡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主权货币，都应接受国际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以杜绝金融泡沫的泛滥，铲除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
    3.建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多数国家基础设施落后，成为市场一体化的障碍。应通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采用市场化运作，加快建设纵横交错的铁路、公路、航空、水运通道，形成快捷方便的覆盖整个亚洲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吸引有志于此的国家和企业投资。
    4.建议设立亚洲农业投资银行。亚洲各国特别是南亚、东南亚，光照充足，雨量丰富，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通过农业投资银行支持亚洲各国发展现代农业，生产高质量的农产品，不仅满足亚洲人民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出口到世界其它地区，为解决全球饥饿问题作出贡献。亚洲农业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现有的亚洲开发银行，三者互相竞争，协调合作，有利于改善金融服务，降低投资成本，将为亚洲经济崛起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5.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经济。哥本哈根会议通过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明确了各个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承担温室气体排放责任方面，既要看到排放的总量，更要体现人均排放权的平等；既要着眼于当前的排放，也要考虑历史上排放的累积。这是符合亚洲各国人民利益的合理的共同立场。亚洲各国还要在发展绿色经济、节能减排、绿色城镇化等方面开展技术研发、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合作，使绿色技术能够得以无偿或低价地推广应用，为各国人民谋福利。
    回顾人类社会历史，亚洲各国人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形成了今天亚洲多元、包容的文化理念。亚洲经济的崛起，有赖于亚洲文化的复兴，以亚洲文化复兴带动亚洲经济的繁荣。我们坚信，21世纪必将是亚洲的世纪。
    时间：2010-04-09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