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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足之谜
中国老百姓对足球不可谓不热爱，中国领导对足球不可谓不重视，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举国体制到天价球星，中国可以说是试遍了所有药方，就是没有一个灵的。这不禁让人感叹，以世界最大的人口基数，十四亿人，为何就是找不出十几个能踢的？很少有人会想到，中国足球的问题，恰恰出在巨大的人口规模上！
2、总量与参与率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足球水平是由天才球星决定的，而天才球星在人口中是平均分布的，一国的职业足球运动员越多，天才球星出现的几率就越高，足球水平也就越高。足球职业运动员的数量并不是总人口的单调函数，而是足球运动的社会参与率和总人口的乘积决定的。所谓足球运动参与率，就是总人口中从事职业足球的人口的比重。在人口一定的条件下，参与率越高，职业足球运动员数量越多，发现天才球星的几率也就越大，足球水平也就越高。
那么足球运动参与率是由什么决定的？首先当然是职业足球的收入，收入越高，愿意从事足球职业的人就越多。但同时，如果从事职业足球的门槛非常高，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机会非常小，为其投入的风险就会加大，这时即使职业收入很高，社会的足球参与率反而会下降。在这里我们引入一个职业足球职位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刻画投资职业足球的风险。职位相对人口越稀缺，意味着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投资风险越大，社会的足球参与率就会越低。
3、规模断点
早就有人注意到，世界上的足球强国很少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但却很少有人把人口规模和足球表现联系在一起。毕竟，“规模经济”天生就意味着竞争的优势，正因如此，企业也好，国家也好，都本能地扩大自己的规模和疆域。但中国足球的“规模诅咒”，却提供了一个“反常”——人口规模越大，足球水平越差。这是因为在一般的经济分析中，职业通常被假设为规模的函数，人口越多，生成的职业岗位也会增加。
假设一个球队最低成本1万元，而每个人口在足球上平均支出是1元，一个球队至少需要依托1万人。如果一个联赛至少需要10个球队，那么职业足球的最低人口规模，就是10万人。超过门槛规模后，人口规模越大，能支持的球队越多，足球水平也就应该越高。换句话说，足球水平应当与人口规模有显著的正相关。但问题出在足球职业并不总是符合这一相关性。
由于每个赛季总时间是不变的，两场比赛存在最小时间间隔，这就决定了一个赛季所能容纳的球队总数必定是有限的。这意味着规模经济存在一个断裂点，假设一个联赛最多只能容纳20个球队，当总人口越过20万人这一点，不论人口规模增加到多少，球队总数也会维持不变。市场需求增加只会带来职业运动员收入的增加，职业足球岗位则会保持在一个常数。
4、规模不经济
鉴于职业参与率是由风险决定的，风险（成为职业运动员的机会）是用职业岗位与总人口比率决定的，总人口相对职业岗位不断扩大的后果，就是越来越少的人参与足球这一职业——从事足球运动的回报可能很高，但风险却有可能更高。
还是上面的例子，当人口在10~20万之间，人口的增加，职业岗位也随之增加。但当人口超过20万后，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收入虽然可能翻番，职业球员人数却没有增加。因为一个联赛最多能容纳20只球队。由于足球的从业机会是用职位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刻画的，随着总人口继续增加，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几率反而越低，结果就是选择足球作为职业的人会越来越少。降低到一定程度后，职业球员数——总人口和参与率的乘积——反而会减少。
极端的例子就是中国。相对于巨大的人口规模，职业足球的顶级岗位却非常稀缺，直接导致了足球职业极低的参与率。2011年日本“一个中学足球场就有190多人在踢球，高中联赛每年有4000多支球队报名，日本注册球员有90多万，而中国足球注册球员仅有五万”，十年后的今天，尽管中国的总人口是日本的十倍还多，职业球员加上青训球员也不过才10万多人！
5、规模诅咒
不仅日本，纵观世界比较成功的联赛，对应的人口大都在5千万到1亿之间。2021年，德甲联赛18支球队，对应的德国人口8229万；英超球队20只，对应英国人口6657万；西甲球队20只，对应西班牙人口只有4639万。日本J联赛18支球队，对应人口为1亿2000万；韩国K联赛16只球队，对应人口5200万。
形成对比的是，中超虽然也只有16支球队，但对应的人口却高达14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引入商业联赛后，中国足球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为何不进反退。要知道，在中国引入职业联赛之前，一个省就算只有一个足球队至少还有35个省队（加上解放军）。联赛造成中国足球水平的下降，完全符合“规模诅咒”模型的预期——只要足球的职业总供给被锁定，巨大的人口基数不仅没有带来规模优势，反而会降低社会参与足球的动力。著名球星孙继海谈起中国注册的职业球员为什么会少得可怜时，就反问央视记者：“假如你有小孩儿你会让他踢足球吗？”。
不仅联赛球队和人口比重存在“规模诅咒”，联赛与空间大小也存在类似关系。和乒乓球这类人数很少就可以训练的比赛不同，足球需要多人组队，比赛组织的难度大很多。显然，联赛空间地域越大，比赛的时间和组织成本都会更高。只有单位面积里球队密度足够大，才能组织起高密度的比赛。这也要求联赛在空间上的密度必须加大，否则地域越广，足球参与率就会越低。细分的联赛，能有效降低组织比赛的空间门槛，提高基层足球比赛的密度，容纳更多的基层俱乐部、职业教练，同时让具有足球天赋的年轻人在更低的年龄脱颖而出。
正是因为“规模诅咒”，像印度、美国这样的大国，也都没能发展起高水平的足球职业联赛。因为在这些人口大国，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都是没有经济价值的高风险活动。如果上述逻辑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如果不能大幅扩大足球联赛的容量，足球职业的从业风险就依然巨大，不论中国球迷多么热爱足球，不论领导多么重视足球，不论在足球上投入多少资源，中国的足球水平都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6、新的联赛架构
知道病因后，处方就变得简单——那就是中国应当仿效美国篮球东西联赛的模式，将足球联赛改造为“多个联赛+总决赛”的结构（最好足协也一起拆分）——在短期内使参加联赛的球队数量翻倍。只有在大幅提高全社会足球运动参与率的基础上，天才球星出现的几率才会接近其他足球强国，中国足球也才有希望追上其他国家。
之所以采用多联赛+总决赛的平行架构而不采用甲乙丙丁纵向分层扩大联赛规模，主要是为了增加运动员参加顶级比赛的机会，过长的纵向分层，会增加运动员升级的难度和时间，缩短运动员最佳运动寿命时间里参与顶级赛事的比重。顶级联赛是一个国家足球生态的顶端，它的容量决定了整个足球生态底层的容量和多样性。
市场不变而球队扩容，单位运动员的收益肯定会下降，但只要收入高于投资足球需要的最低回报，依然能够提高足球运动的社会总参与率。中国足球高薪的实践表明，球员收入高到一定水平后，对球员的水平提升几乎没有作用（说不定还有负面作用）。用有限的资源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口进入足球职业，比同样资源供养几个足球富豪更有效率。
7、理论延伸
现实中，“规模诅咒”并不仅仅限于足球。如果能把这一现象一般化，便可以用来解释广泛存在的“规模不经济”现象。比如，为什么规模巨大的组织，常常不会出现经济学理论预期的报酬递增？为什么像中印这样巨大的规模，并不必然具有相对于较小规模经济体的规模经济优势？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放权”，在“规模诅咒”模型看来，中央向地方放权，就相当于突然增加了无数“联赛”，全社会的制度探索参与率的提升，源于基层的各种改革思路层出不穷。
1970年，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从二手车市场极为普通的经济现象里，发展出揭示信息不对称的“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模型。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中国足球的“规模诅咒”中同样存在着一个不同于传统垄断理论的“规模不经济”模型。在这个模型里，诸如去中心化、央地分权、平台经济、头部占优、甚至反垄断等现象的经济含义都有可能得到更有价值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