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找到牵引共同富裕的“牛鼻子”

    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富裕起来，同时要避免两极分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促进共同富裕，不是走向以财富均等程度来衡量的平均主义，而是要走向人的现代化，即以群体性的能力差距缩小为标志。解决农民问题，以市民化减少农民数量、以能力提升缩小群体性差距，这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是我国发展中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只有围绕人，围绕农民市民化来做文章，才能找到牵引共同富裕的“牛鼻子”。
    不能简单地以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共同富裕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指标
    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难题，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共同富裕是一个包括财产、收入在内的物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问题。从社会发展角度观察，共同富裕的实质是人自身的发展问题。若只是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上做文章，不落到人的发展、所有人的共同发展上，则共同富裕只是分配政策的目标，仅仅具有短期意义。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观察，仅仅依靠分配政策的调节，不能逆转贫富差距扩大的基本趋势。因为分配差距的根源是人的能力差距，尤其是群体的、阶层的能力差距。千万不要以为物质财富生产和分配在一定时期合意了，人的发展、所有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也就自然实现了。这是一种基于确定性思维、线性思维的认识。物质生活条件只是人自身发展的基础，并不等于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体现在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上。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等于人的素质和能力的自然提升，更不等于所有人能力的普遍提升。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追求是人自身发展的平等机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基本平等仅仅是手段或实现路径而已。所以，共同富裕的本质是所有人的共同发展、所有人的现代化，而不是物质财富上的均贫富。在可以设想的社会里，不可能出现无差别的共同富裕。
    历史告诉我们，均贫富并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甚至可能使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历史上的平均主义“社会实验”结果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追求生产增长，解决人的生存所需（吃饱穿暖），可以视为促进了人的发展。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物质财富生产、分配与人自身发展的偏离就会越来越大。或者说，物质的发展远快于人自身的发展，更不要说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要防范的最大公共风险就是物质财富增长中人的异化——人被物质财富支配，而不是人支配物质财富。这种异化将会导致社会成员“能力的两极分化”，并成为收入、消费两极分化的根源。流行的理论关注了后者，忽略了前者。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多数人会因为能力的贫穷而陷入持续的贫穷，并产生代际传递。
    促进共同富裕与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是一个长期愿景目标。不能简单地以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共同富裕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指标，以避免弱化共富长效机制的建设，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
    以改革的持续全面深化来促进共同富裕
    促进共同富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是走好中国道路的一个基本要求。从发展过程来看，在共同富裕方面，今天的改善是明天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所有人的共同发展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要义。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急不得，也等不得。急不得，在于共同富裕依赖发展过程，包括物质发展和人的发展，都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等不得，在于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等，都依赖共同富裕的边际改进。群体性消费差距的缩小是当前的重中之重。对于能力提升来说，消费比财富、收入更有价值和意义，自然也更重要。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如何形成合力，以及既扩大短期的内需，又提升人的能力，改变社会预期，在公共政策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其中，形成与能力、创新创业和就业相关的良好的分配预期，更是融合效率与公平的关键。社会的再分配预期需要淡化，人人参与、人人努力的初次分配预期需要强化。
    从所有人的平等发展需要出发来推进各项改革，需要抓住“二元”结构来完善顶层设计，把经济、社会等领域改革关联起来。只有形成关联，整体设计才能找出重点、分出轻重缓急。板块式的改革往往变成了各自为政，使得改革协同、系统集成的要求难以落地。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融合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一个抓手，既是改革的着力处，也是扩大内需战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应以农民工市民化取得实质性进展来衡量，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推进待遇同城化，并以此来带动农民、市民的一体化发展。无论从就业、社会身份，还是从居住状况来看，只有推进市民化，减少农民，才能让“农民”变成农业职工和农村居民，才能消除社会身份带来的权利不平等和自由流动的障碍，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才能不被落下，真正加入共同富裕的行列之中。当农民在中国不再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和社会阶层，而是变成了极少数人的一种职业身份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也就实现了。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为《共同富裕与人的发展：中国的逻辑与选择》序言，此次发表时，作者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