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比起中国股市，美国的麻烦更大——《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精选之一）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大哉问
    英国是2008年金融海啸中受创最严重的国家，为伦敦带来30年繁荣的金融服务业，在一夕之间被打回原形。身为英国主权象征以及最高精神领袖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此感到十分困惑，她在2008年11月莅临伦敦政经学院时，抛出了一个很直率的问题：为何几乎没有经济学家预见这场全球性信用市场崩解的来临？
    女王这一大哉问，引发英国经济学界极大的震动。执英国学术界牛耳的英国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特别在2009年6月17日，召集多位院士级经济学家、国会议员、内阁官员、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机关代表举行了一场讨论会，会后由伦敦政经学院的贝斯利（Tim Besley）院士与亨尼西（Peter Hennessy）院士领衔，向白金汉宫递交了一份会议结论，呈请女王陛下御览。
    由贝斯利院士领衔执笔的这份报告委婉指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经有一些预警，例如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以及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都曾经针对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失衡发出警告，并指出金融市场的价格并没有适当地反映风险。不过，他们也承认没有经济学家曾经准确预测这次金融风暴何时会发生，将如何发生，或威力会有多大。
    这批首席经济学家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尽管金融机构雇用了具备最好数学头脑的人来负责风险评估与管理，但是他们都只是分析个别金融工具的风险，而忽视了整个市场蕴含的风险。而且他们真的相信通过一系列新颖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风险可以彻底地分散与化解，这是一厢情愿与自尊自大所导致的结果。简言之，一群非常聪明的人被自己的集体想象所遮蔽，让他们无法理解系统所面临的风险。
    这份报告的内容披露之后，一批对主流经济学近30年发展趋势颇不以为然的学者非常不满，认为这份报告避重就轻，只将矛头指向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而没有将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职的真正原因道破。所以他们随后联名上书女王，沉痛地指出过去30年主流经济学早已走火入魔，经济学已经成为应用数学，经济学研究与现实世界愈来愈脱节；如果主流经济学不检讨过去走偏锋的学术路线，彻底改变学者的培育与评鉴方式，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职现象很难获得改善。
    他们指出，1991年美国经济学会曾经在有心人士的敦促下发表一篇报告，检讨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训练方式。当时就提到美国著名经济学系在培育年青一代学者时，都是导引他们钻研艰涩而细微的议题，忽视培育综合性分析的能力，回避对“自由市场”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将大量精力用于学习尖端数学工具与统计模型。因此，绝大多数新生代经济学者对于经济史、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以及心理学一无所知。当时这篇报告就担心这样的训练导向，将培育出一代“愚笨的卓越学者”（idiot savants），精于分析工具与抽象理论，但对现实经济十分隔膜。这篇检讨报告后来被束诸高阁，但却不幸言中日后的发展。
    美元霸权地位摇摇欲坠
    美国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导致美元霸权地位摇摇欲坠，成为加速美国单极体系式微的一个重要因子。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未能遵守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应有的财政纪律与宏观经济均衡；相反地，美国经常为了稀释债务或支付国外军事行动费用，滥用其铸币特权。最近十年，美国涣散的金融监管与松弛的财政纪律，让美元币值信用成为威胁全球经济体系的不定时炸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终于激发世界各国倡议建立新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意图彻底打破美元的独占地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联合国大会成立的“国际货币及金融体系改革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相当激进的改革建议。这个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主席，是由斯蒂格利茨出任，他一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时严重失职，导致亚洲国家在过去十年间大量囤积外汇，并加速了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斯蒂格利茨主张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要积极回应欧美所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的要求，它们应该考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架构外，成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在此之前，它们可以先扩大区域性的货币基金，例如《清迈协议》所倡导建立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基金，或是由委内瑞拉等七个南美洲国家组成的“拉丁美洲外汇储备基金”（FLAR），或是金砖五国推出的金砖储备基金，让这些区域性机制发挥短期融资与稳定区域金融的功能。这些大胆的提议现在纷纷出笼，因为许多国家都意识到，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负责任的全球经济管理者，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机制来平衡美国滥用其铸币特权。
    长期看来，美国更需要担心的，是另外两股来势汹汹的挑战。第一，委内瑞拉、巴西、俄罗斯、伊朗等主要石油出口国，不断在推动放弃以美元为石油计价单位，它们仍在设法说服波斯湾国家，商谈改用“一篮子货币”的替代方案。由于石油交易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十分之一，一旦用其他货币取代美元，那么石油进口国就会大幅降低美元储备，其对美元地位冲击之大难以想象。所以美国紧紧拉着沙特阿拉伯不放，因为一旦这颗战略棋子易帜，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北京已经决心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从2010年到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跟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白俄罗斯、巴西、英国、瑞士等23个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3万亿人民币。现在，香港、新加坡、伦敦、苏黎世等国际金融中心，都争相成为境外人民币结算中心，以及人民币国债交易市场。在中国资本账户自由流动逐渐放宽的前提下，随着境外人民币国债市场的流动性与规模逐渐扩大，以及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人民币迟早将成为各国中央银行必备的储备货币。
    这几年来人民币结算的双边贸易总量快速增加，从2008年新政策推出，到2012年，在短短4年内，规模已经达到297万亿人民币；到了2013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总量更快速累计为516万亿。到2013年底，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量已达第3位，仅次于美元与欧元。目前，已经陆续有菲律宾、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央行正式增列人民币为储备货币，这个趋势在亚洲将加速形成。
    总之，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元地位的影响，是短多而长空。在金融海啸的高峰期，由于美国金融机构从世界各地抽回资金，以及国际游资选择美国国债市场作为避风港，表面上看来美元在国际收支体系里的主导地位未受影响，美国还是可以用很低的利息向世界各国融资。但长期而言，美元作为主导性储备货币的信任危机已经出现。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与智库所发表的分析报告，都将世界经济结构性失衡，以及金融体系不稳定的症结，指向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性缺陷。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向市场无限量供给美元，再加上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无收缩的迹象，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仍在持续扩大，这迟早会危及美国币值的信用，加速国际货币秩序向多种储备货币体系转型。
    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威胁
    美国盛世下的“不太平”，最大隐忧在于美国在“经济自由化”旗帜下推动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对社会、民主、文化与环境构成了生存威胁。就资本主义对环境的威胁而言，近年来袭击美国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以及造成美国东岸巨大损失的桑迪（Sandy）飓风，都是不可忽视的警讯。全球暖化问题已经开始让人类面临愈来愈频繁的巨大天灾。人类释放二氧化碳的速率，已经是海洋和陆地吸收速率的三倍。许多科学家都提出警告，全球暖化的效应已开始反噬。按照这样的速率，到21世纪中叶，全世界的森林与渔业资源将会以更快的速度耗竭。
    面对如此严重的环境威胁，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政府与能源产业利益依然紧密挂钩，共和党政府肆意妄为，压制联邦科研机构科学家发布全球暖化问题的科学证据，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还放宽耗油、能源开发等环保标准。奥巴马总统上任后，虽然积极推动替代能源以及制定减少碳排放的政策，但始终遭遇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强烈阻挠。就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破坏力而言，它让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风险。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体系，都必须将经济活动维持在过度消费与信用扩张的亢奋状态，才能避免世界经济衰退与金融体系的崩解。经济活动一旦紧缩，全球金融市场就会出现巨大的振荡。资本主义全球化让国际金融体系变成了无法驾驭的超级赌场，国家、社区、家庭的经济命脉变成极少数跨国银行、投资机构、对冲基金赌桌上的筹码。
    全球化让人类社会失去了驾驭资本主义的破坏力量的能力，因此资本主义在驱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社会与环境进行前所未有的侵蚀。资本主义的吊诡在于，其“效率”有如双刃利剑：一方面，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股东、追求最大物质欲望满足的消费者，以及追求激励技术创新与生产力增长的社会而言，资本主义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制度；但另一方面，对加速破坏地球环境、掠夺第三世界资源，以及剥削经济弱势团体而言，资本主义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
    从永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资本主义可能是最浪费的制度，因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鼓励贪婪，奖励自私，崇尚占有性个人主义，刺激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刺激没有必要的消费需求，诱导追求人为建构的虚荣价值。在资本主义的资源分配逻辑下，全世界的生产活动主要是满足地球上富裕阶层的物质需求。为了满足少数人无止境的物质欲望，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地将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转换成无法再利用的废物。在此同时，全球资本主义却将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多数人挤压在这个交换体系的边缘位置，他们生活范围内的大多数生产资源都被划归私有，导致这个广大群体无法尽其力、用其物，形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全球化的裂解与再熔接
    去银行办理过跨国电汇的读者大概都听过SWIFT，但很少人知道这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的缩写，更少人了解这个总部设于布鲁塞尔的协会之关键角色。
    这个成立于1973年的协会乃是推进金融全球化的幕后功臣，它是贯穿全球金融体系的神经系统。会员为遍布200多个国家的上万家金融机构，这些机构间每日数以万亿计的资金移转，都是通过协会提供的保密电信网络进行电文交换与确认交易完成。
    当这个系统正常运作时，没有人会关注它的法律地位。但从2014年10月开始SWIFT的定位成为全球金融机构以及非西方国家政府关注的焦点，
    因为美国与欧盟正在找寻对俄罗斯更严厉的经济制裁手段，它们将脑筋动到协会的头上，准备将俄罗斯的银行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
    但反对声浪也不断涌现。首先，绝大多数银行业者都反对将SWIFT降格为美俄战略对抗的工具。它们希望维持SWIFT的政治中立，不赞成将银行业花了40年打造的金融全球化基础工程如此轻率地加以拆解。不过，SWIFT也承认它们最终必须遵守欧盟的法令，因为毕竟它们是在比利时注册的“民间合作社”，没有国际条约的保障。
    以金砖五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也强烈反对这项举措。它们原本就不支持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而且一旦俄罗斯被SWIFT排除在外，它们彼此间的金融往来就会面临冲击。过去，西方国家曾强制SWIFT中止对伊朗银行的服务，非西方国家只好另辟蹊径、暗度陈仓。但是，俄罗斯究竟是一个经济规模超过两万亿美元的大国，更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围绕SWIFT定位问题引发的政治拔河，并非一个特例，而是预示我们全球化即将进入“后美国时代”。新时代的特征是：地缘政治与市场整合两套逻辑相互纠葛的情况将越来越明显，然而全球化的动能仍然强劲，不过主要动力将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美国一元领导自毁长城，新自由主义思潮失色，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的指导思想将不再定于一尊；全球经济将出现多元领导格局并形成数个超级经济板块，亲疏内外有别；过去完整而统一的架构将出现裂痕或被削弱，在全球、大板块与小板块三层次之间将充斥着叠床架屋的合作机制与交往规则；非西方国家将寻求新的熔接机制来深化彼此的经济合作，并降低对西方国家的依赖。
    这样的变化趋势必然会发生，因为随着金砖五国的兴起，随着中国及俄罗斯与美国战略利益冲突日益激烈，西方国家必然将金融、货币、贸易、运输、通信、网络等全球化基础工程的管理权当作战略筹码来使用，但也势必削弱其正当性与完整性。非西方国家也必然会在金砖五国的领导下另起炉灶。
    2015年4月1日起，俄罗斯的银行开始全面换发银联系统的信用卡，以突破VISA与万事达卡对其的封锁；2014年以来，金砖五国决定成立金砖开发银行以及设立外汇储备基金，并开始铺设金砖光纤电缆以确保网络通信安全；另外，巴西积极领导非西方国家要求美国释放对互联网的管理权。这些都是显著的例证。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十年在各个政策领域，美国都将快速失去其号令全球的霸权地位，并选择退而求其次，重新构筑战略版图与经贸板块，以确保自己至少能在21世纪前半场据守半壁江山。例如，近年来美国逐渐失去对世贸组织的主导权，乃对“多哈回合”多边谈判完全失去了兴趣，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建构TPP与TTIP，拉紧长期战略盟友，另立江山。
    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布局，乃是必然的选择。欧亚大陆板块从公元7世纪到17世纪一直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板块，在21世纪又有机会通过政策协调与治理机制整合，并全面利用最新的运输与通信技术，将此超级板块熔接为全球经济的新重心。
    本文摘自朱教授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