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大文学院副教授傅元峰写给班上同学的一封信流传开来。期末考试结束后,傅元峰老师听说班上有一些同学认为期末考试出题太难,甚至在微博上抱怨,于是写了一封公开信作解释。这封信被学生以及外界解读为傅教授的公开道歉。
傅元峰的信里有这么一句话“听说我的试题吓到了你们?这份试题出得有些偷懒,阅卷的时候,我意识到,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透露出教授对于自己出题“偷懒”的自嘲之情。但,要为此道歉,笔者认为大可不必。
据了解,傅元峰副教授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已有十年,他为南大文学院2014级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考试题,只有两大题,第一大题共有四小题,选一题做即可,是根据课程学习,选择某种内在逻辑填空,并作简要说明,如“()——(张爱玲)——()”。第二大题是论述题,要求根据课程学习,自己命制两个主观论述题,并给出答案,要求尽量回避客观的文学史知识。看上去,这样的考题的确是“没按套路出牌”,与平常的选择、填空、判断等题型相比,很难找到标准答案,似乎是在“难为”学生。但实质上,这样的考试给了大家更多的发挥空间,更能考察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更能考察学生对于资料的占有,更能考察知识的拓展,更能考察分析问题的思辨能力。笔者以为,傅元峰的这个考题都是高明的,并非“偷懒”。傅教授的“偷懒”说更像是给准备不足的学子们一个台阶,是善意的自黑。
依笔者看来,傅教授没有道歉的必要。即便有些学生因为不适应考题而“砸了”,甚至是“挂了”,责任也不在于出题者。我们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应试教育,把许多学生培养成了考试的机器,没有了思考,没有了想象,遇到主观大于客观的题目时便会无所适从。
另外一点,就是大学在所有人眼光里都是“保险箱”,考试通过是天经地义的,拿到毕业证书是理所当然的。老师把题目出得难了就是“为难”大家,就是“不按套路出牌”,就是“破坏了游戏规则”,就是“与学生作对”。真不知道这是怎样的荒唐逻辑!
傅元峰不该道歉,那么,责怪傅元峰“不通情理”的大学生该道歉吗?这么要求似乎也过分苛刻。该谁道歉呢?笔者倒是觉得,落后保守的教育体制和它的维护者有必要反思,向受害的学生、老师和社会真诚地道歉,否则,“出来混,总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