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开放为大背景的“走出去”战略,见证了无数中国企业的海外打拼。回看一代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轨迹,能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过去,中国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时,只能依靠人口红利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获得比较优势,通过在国内生产然后销往世界,实现稳定盈利。但这些企业壮大后想“走出去”时,往往就失去了人口红利下的比较优势,盈利能力面临挑战。早年海尔在日本设厂时轰轰烈烈,但今天再看其实业绩不彰;TCL当年高调购买德国电视机厂,但也很快铩羽而归。
这些不成功的投资并非个例,而是那一代依靠人口红利起家的中国企业面对的共同问题。一方面人口红利不再奏效,另一方面进行海外并购又需大量资本,而资本那时在中国是高价的。这样“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去跟发达国家的廉价资本竞争,怎么可能占到便宜?
虽然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发展也已积累一定资本,但较之发达国家,我们仍是劳动力相对丰裕,资本方面不占优势。依靠劳动密集型起家的一大批中国企业,最终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接下来“走出去”过程中,开始更加讲究策略,至少不再硬碰硬地专门跑到发达国家去赚人家钱了。
最初碰壁的这些中国企业,基本可以归为第一代“走出去”的企业。汲取教训后,这第一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时,开始首选一些欠发达国家,除了具备资本和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外,还能继续借助对象国的人口红利。流向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国家的投资,后来基本都赚了钱。
在那之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获得了较第一代相对不同的境遇。年轻一辈的企业,比如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它们在初创时就引入了海外资本,因而具有资本成本优势;在发展中,又借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契机,从产业链的低端爬到中端的较佳位置,继而积累了“走出去”后与海外同行业者竞争的优势。
另外,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导致共享成本较低,政府和社会对具有共享因素的创新更趋宽容,也使这些企业实现了海外同行业者难以实现的一些技术创新。虽然突出重围仍然不易,但这至少增强了它们在“走出去”后的生存能力。
时至今日,同前两代“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更为不同的“第三代”企业正在崛起,并且逐渐开始了它们“走出去”的尝试,其中摩拜和小蓝等共享单车企业尤为典型。它们的待遇,也早与“前辈”们不同,因为国外尚且缺乏同类企业,因此西方国家一些城市几乎是“组团”来邀请它们去投资和发展。
新锐企业拥有这样的境遇,原因不仅在于它们站在了“前辈”企业们的肩膀之上,还在于获得了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赋予它们的独特竞争优势。站在中国经济现实体量以及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今天,当我们回望历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轨迹时,应能得到这样的启示,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越来越好的机会,我们的企业则应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及时找到比较优势,不断创造“走出去”的新局面。(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