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怎么走出刺激政策怪圈

    中国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转型，就意味着随着收入增长，对工业品需求下降了，对服务业民生基础设施这些需求在提高。但是问题是，由于收入增长有转型需要的时候，我们的供给方并没有做好准备，形成了“转型综合症”。我们讲服务业的时候，包括中高端的服务，另外还包括很大一部分公共服务，还有一些民生基础设施，我们这部分没有跟上。为什么服务供给没有跟上呢？
    一方面是政策管制，职能错位，还有一个是金融体制的不匹配。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金融体系还是支持工业品部门，特别是支持制造业发展相匹配的一些体系以及出口导向。如果做服务业，做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民生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或者做一些高附加值的时候，相关企业往往一些有形的东西越来越少，无形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它在银行里面资金融通越来越困难，需要对风险控制更强的金融体系来匹配。我们金融体系这几年发展非常快，但是不是快到足以适应我们转型需要，现在还没有看出来。还有一些其他土地、劳动市场要素都跟这个有关系。
    收入增长带来了需求结构变化，但是供给方没有能够做及时的调整，所以供求不匹配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投资就会下降，增长动力就会下降。
    但是，政府不满足于经济下降。我们总的失业率没有太大问题，还不到年底，我们已经完成今年的就业目标了。政府不会这么看，对他们来说，就业压力是个趋势性的压力，特别是产能过剩，产业失业型的压力。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会采取刺激政策。
    刺激政策包括内容很多，主体部分还是高端基础设施，这个直接地增加了钢铁、水泥等工业品需求。在经济转型中，工业品部门面临过剩，服务业面临短缺。刺激政策不是帮助我们增加我们需要的那部分，即服务业的供给。
    这些基础设施出来之后，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项目的投资效率让人很担心，而且给金融市场带来很大风险压力。城投资产收益率平均在3%左右，但是城投公司融资成本平均在7%，还会对其他部门带来负面溢出效应。
    总体投资效率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个指标，就是看边际资本产出比，国际标准是3到3.5，中国金融危机以前3.5左右，目前超过6。这个对于企业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财务上根本没有办法持续的。为什么有6呢？主要原因在于都是亏本买卖。
    这就形成了一个负向恶性循环：收入增长结构变化，供求失衡，经济增长动力下降——经济增长动力下降有了刺激政策，延迟了资本从产能过剩的传统工业企业向需求旺盛部门的转移——之后，更需要刺激。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量在下降，不断需要刺激，形成恶性循环，这是我们担心的问题。
    我们想回答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政府对制造业可以市场化改革放松管制？为什么对服务业就很难？我们看了一下服务业跟制造业的区别。工业部门90%以上，是高度市场化部门，类似于一个完全竞争的。按照现在的服务业，做一个简单的区分，50%是政府管的，50%交给市场。而政府管的医疗、教育，一部分是公共服务，一部分还可以交给市场，但是没有交给市场。
    为什么服务业会有这么多管制？管理的数量为什么这么大？管理的质量为什么这么差？一方面因为我们整个社会资本比较缺乏，社会资本文献里面主要内容是讲缺乏信任，个人对个人之间，个人对企业之间，个人对于政府，企业对于企业，这种社会信任不多，如果这种社会信任不多，自然而然，不管居民还是企业，要求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即需要管制。我在2009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从需求方面解释，因为你缺乏社会资本。
    另外一方面，政府的权力，很多政府都是这样。制造业产品很大特征，从信任角度来看，制造业产品非常标准化，很透明，很标准化。这个东西多少钱，大概什么价格很容易就得到信任，这个很清晰。但是服务业很难，哪怕消费完了之后，你都不知道质量好坏。医生给你开完药，你吃好还是没有吃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医生的药方子，因为产品本身的特征，再加上社会不信任，问题就会表现得非常突出。
    管制总的是需要的，为什么管得大家不满意呢？可能是两个问题没有办法很好地解决。第一，对于政府来说，我为什么要给你提供好的公共服务？为什么给你提供好的公共政策？第二，就算我是一个好政府，我基于什么样的信息，基于什么技术给你提供这么好的服务？
    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讲，都是需要制度建设。在西方，一个是靠投票；一个是监督解决治理机制。
    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在我们讲那么多政策之前，现在政府文件写得越来越好，但是为什么实施不好，实施也有困难，大家也不是特别满意的，可能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深层次的东西。
    第一就是发展理念。“发展是硬道理”，“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等理念，还是工业化社会的思维。它讲究的是可比性，有形的东西可比性。这个我觉得完全能够理解，在过去为什么用这些理念，而且为什么说之前这些理念是正确的？因为从一个农业社会往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中国历史上过去100多年受了那么多其他国家欺负，但是，我们又是一个很有文化、历史荣誉感的民族——那个时候我们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理念全社会都非常认同，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都非常认同这些理念，我觉得之前也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试了几次，苏联模式试不通，这些理念的核心内容就是工业品的发展，最终目标就是让工业部门增长起来。从国际比较上来看，我们处在一个相对来说越来越好的位置上，现在很多工业品确实比国外做得好。
    但是，到了今天，到了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时候——工业社会的矛盾是人与机器的矛盾，你总是觉得机器不够多，不够好。而到了后工业化社会，根本矛盾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的是服务，服务是人与人之间，怎么解决信任的问题，怎么解决相互理解的问题。到了这个阶段，之前的理念往往导致政府很多政策往工业部门、国家战略大项目上面去倾斜。究竟应不应该继续占用资源做这些事呢？到了后工业社会，这些不仅不起到正面作用，还可能是负面的影响。到了后工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更突出，可能需要的是“民权”、“民生”以及“包容”这些理念，它们更多强调政府、市场、个人之间，包括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所以，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不光是生产结构的转型，背后也需要一个整个认知理念、制度政策的转型。怎么才能转过去？除了理念层面，在制度层面上，根本还是需要政府制衡。
    我举一个例子。我来上海挺多的，也经常出去到处转转，上海的公共服务比北京好很多。我打开上海的电视，在出租车上听广播，经常能够看到听到抱怨的声音——哪哪公共服务，包括水不好，哪坏了等等，无形对公共政府有压力。人们会抱怨，会说这里不好，或者对哪服务不满意就说。但是，北京没有，没有一个抱怨的渠道。现在我们最需要就是这些小东西，对于政府的一些监督，一些抱怨。因为我们服务的东西都是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如果这点做不到，我不觉得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政策到实施层面上有很大的效果，就算一开始政策制定很好，一到实施环节层层加码，就变形了。我觉得还是要从制度建设层面跟理念层面上做充分的一些调整准备之后，我们好的政策才能凸显出来。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本文根据其在“中国经济的未来”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