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居民收入靠什么倍增

    【编者按】改革开放35年之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开局，未来十年的政经版图由此开启。
    南方周末经济板块的年度特刊"经济坐标"，聚焦这个或明或暗却真实影响中国的新的"局"。
    在政府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都"跑赢"了GDP的情况下，剩下的"输家"只能是企业收入。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转型挑战，而政府必须通过改变自己来为他们创造条件。
    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施政目标之一。
    在2012年底发布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2013年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一段话也曾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如果我们的GDP无法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那GDP增速再高，也是'自拉自唱'"。
    有研究者总结了自1982年十二大以来，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所提出的经济发展量化指标，其中涉及的七次"翻番"目标，均为"工农业总产值"或"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国家经济活动整体指标。
    而十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的概念。这不仅在中国经济政策史上非常罕见，在世界增长史上也非常罕见，仅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末提出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为什么中央政府在整体经济发展目标之外，要如此明确地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的政策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背后的动力和保障机制又是什么？
    "分蛋糕"背后的输家与赢家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而言，国民生产总值（GDP）主要由三大收入购成：劳动所得（劳动者报酬）；资本所得（企业利润）和政府所得（财政税收），这叫初次分配。而政府所得部分，又通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形式构成二次分配。
    也就是说，在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过程中，居民、企业和政府各自通过不同的收入形式分享着GDP这个"大蛋糕"。
    统计数据显示，在2000－2008年之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53.3%下降到47.6%，下降了5.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即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67.5%下降到58.3%，下降了9.2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则由14.5%上升到19%，上升了4.5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17.9%上升到22.7%，上升了4.8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年多时间里，政府和企业收入占GDP"蛋糕"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不断下降。
    这一"蛋糕分配"的比重变化，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有着密切关系。
    清华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白重恩的研究显示，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引擎"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换：自1979年到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以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是9.8%；而2008年到2011年则为9.7%--但两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来源截然不同。
    前28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效率的改善和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在2008年以后，无论是效率提高还是人力资本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大幅下降，资本投入成为了维系GDP增速的最大动力。
    而在依靠大规模资本投入（主要是固定资产投入）拉动GDP增长的同时，投资回报率却出现了下滑。据白重恩测算，调整价格、税收等因素后，中国实质的平均投资净回报率在1993年是15.7%，而在2010年已降至5.1%。
    这意味着要维系GDP的稳定增长，所必须投入的资本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严重侵蚀了居民收入增长，并进而造成消费萎缩。
    当经济增长引擎变成今天全靠资本投入维系的"独角戏"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增长的结构和由此带来的可持续性问题开始令人担忧，这正是十八大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背后的深层原因。
    转型与"做大蛋糕"
    几乎与十八大正式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同时，居民收入在GDP中占比下滑的趋势似乎正在发生变化：在2013年GDP增长率可能约为7.2%的情况下，1－11月北京地区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分别达到10.2%和11.2%，超过GDP增长；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9.9%，同样超过GDP增长。
    在统计数据更加完整的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2.8%；城乡居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分别增长9.6%和10.3%，同样跑赢了GDP增速。
    但是在政府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都"跑赢"了GDP的情况下，剩下唯一的"输家"只能是企业收入：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仅为5.3%，大大"跑输"了GDP增速。
    这便令人不由得担心，这种以企业利润增长为代价的"居民收入增长"，究竟是否能够持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在经历了35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关键发展转换阶段，首先是经济增速会从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转入"中速或次高速"增长阶段。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企业经营的"驱动模式"也将迎来深刻的转变：从过去依赖低成本的要素投入（人力、资本和原材料等），转向依靠企业经营效率和创新能力为利润增长的"新引擎"。
    而在市场需求上，也将从过去主要依靠外部市场拉动，转入对国内市场需求的发掘。过去的出口加工模式，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国际市场在金融风暴后的"再平衡"而面临巨大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挑战。
    在这一企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一方面要通过财税制度的改革和调整，适时降低企业税负。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对企业提升市场经营效率和进行市场创新的举措给予更大的空间和支持。
    实际上，现阶段的企业经营成本，除了人力成本之外，还包括许多方面。比如资金成本、土地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和市场准入成本等等。
    而在为了保障居民收入增长，企业劳动力成本投入势必继续增长的情况下，政府必须通过实实在在地改变自身的行为模式，来为企业降低成本，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比如改变自己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造成企业用地成本剧增；大幅减少各类市场准入审批制度，降低企业的"市场准入成本"等。
    本质而言，居民、企业和政府对"GDP"蛋糕的分享，可以不是"你多吃一口，我就少一口"的零和游戏，而是共同努力将蛋糕做大，才能真正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