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再不是“李家城” 李嘉诚，从“超人”到“万恶的资本家”

    在香港的腾飞期，李嘉诚白手起家创立了一个庞大商业帝国，成为凭借自己的奋斗实现“香港梦”的典型代表，深受敬仰。但随着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掌控着港岛经济命脉并且深深影响公共政策的财团广受抨击，李嘉诚首当其冲。
    李嘉诚们与香港，曾经互相成就，现在却开始彼此折磨。更糟糕的是，就在这个多年被称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地方，这种折磨，还看不到尽头。
    华人首富的一举一动，万众瞩目。更何况，最近一两个月来，85岁的李嘉诚罕见地动作频频，不仅事涉数百亿资产跨洋变动，而且关系到是否要撤离其发家与繁荣之地：香港。
    1940年从广东潮州逃难到香港的李嘉诚，白手起家创立了一个旗下公司市值约1万亿港元的商业王国。爱他的人，视其为“超人”；而讨厌他的人，则将他称为“奸商”、“吸血鬼”、“万恶的资本家”。
    他曾经坚称“爱国、爱港，永不迁册”（香港人将公司迁移注册地简称为“迁册”），但2013年7月底，李旗下和记黄埔发布公告出售百佳超市——百佳陪伴了香港人40年，是他们最为熟悉的超市。不过，10月18日，和黄再次公告暂停出售。
    10月9日，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已将香港嘉湖银座商场，以58.5亿港元的总价整体出售；国庆长假前，李旗下的另一家上市公司电能实业宣布，拆售旗下的香港电灯有限公司；在内地，他以60亿元人民币的底价叫卖其在上海陆家嘴开发的首个写字楼项目“东方汇经OFC”，同时宣布抛售位于广州的西城都荟广场。
    故事的另一面，则是李家在欧洲的频频收购：
    从2000年至今，李家父子布局“购买英国”——他们已经或者即将控制英国天然气近三成的市场，约四分之一的电力分销市场，以及约5%的供水市场。此外，港口、机场与金融市场业务也在李氏收购范围之内。
    在欧洲大陆上，李嘉诚还分别以13亿欧元和97亿港元的巨额出资，拿下了奥地利3G通讯业务，以及荷兰最大废物转化能源公司AVR35%的股权。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以来，长和系总共在香港和中国内地以外完成了11笔收购，涉及金额约1868亿港元。这其中，欧洲地区占比高达96.75%。
    根据李家旗下主要平台和记黄埔2010年中报，公司息税前利润中来自香港的部分占到了36%，总额高达65.5亿港元；到2013年中报，香港资产贡献的利润却只占其中的17%，总额下降到49.8亿元。
    一买一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180度转弯
    作为一代“香港梦”的代表，李嘉诚曾是万人敬仰的偶像。
    李嘉诚12岁跟随父亲逃避战乱，来到香港。此后，他打过工，跑过堂，靠塑胶花生意发家，打造了一个市值约1万亿港元、分支机构遍布53个国家、关联公司超过90家、拥有逾23万雇员的巨型商业王国。
    “那个年代，香港是来者不拒——李嘉诚、包玉刚等，就是在这时候来的香港。”中原地产创始人施永青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施祖籍宁波，3岁时来到香港，现在是地产界领袖之一。二战后的这些新移民，支撑起了香港经济的腾飞。
    这一代企业家与香港之间，互相成就了彼此。也正因如此，他们与香港之间的感情异常深厚。
    就在2012年8月的中期业绩会上，李嘉诚还表白说：“我对这片土地有特别的感情，自己身为中国人，永远都是中国人。我绝对不会从香港撤资，我说话很少那么坚定。”
    但仅仅一年之后，李就开始售卖香港资产。是什么原因，使他出现了180度的大拐弯？
    2013年初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罢工事件，被普遍认为是一根导火索。据港媒报道，3月28日，一批葵涌货柜码头外判商工人（非正式工人），不满工资15年来有减无增，发起罢工，前后历时40天，成为香港二战后最长的一次工人运动。
    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私营货柜码头，隶属和记黄埔港口集团，码头工人大多受雇于外判商——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嘉诚并不是工人们的直接雇佣方，也非谈判对象。然而，工人们却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他。他们在位于中环的长实总部门前拉起横幅：“全球华人首富，剥削工人致富”；“养起李，养不起家”。并将李嘉诚的大头像画成青面獠牙的“吸血鬼”模样，五一劳动节时，甚至在门前举行为李嘉诚“招魂”的仪式。
    不仅如此，罢工工人们还前往李嘉诚位于深水湾的私人住所示威。并且发起“罢买行动”，在李嘉诚旗下商铺“屈臣氏”、“丰泽”、“百佳”等门前堵塞行人，呼吁市民罢买长和系的所有商品。更有学生志愿者越过保安人员，进入长江中心7楼举行董事会的会议室。
    长江中心自此之后封闭底层通道，只剩一个狭窄的通道作为入口。这种情形，至今依然没变——2013年10月15日，南方周末记者在长实集团门前看到，每个门口都有两个保安把守，需要亮牌才能进出。
    “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施永青说，他也经常参加各种游行示威，但大家都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表达诉求，而这一次，工人们似乎有些“过”了，“争取权益可以，但不能搞人身攻击”。
    而李嘉诚的副手霍建宁更是对媒体直指，这是“‘文革’的搞法”。
    外界很难知晓这一事件对李嘉诚的真正影响，只能看到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他一改20年来的习惯，罕见地缺席了2013年的中期业绩会。
    过去，李嘉诚在集团发布中期业绩和全年业绩，以及周年股东会时，都会见传媒。《信报》的一位财经编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全港大事，其盛况甚至超过新特首就职。记者会召开前几天，媒体就需向集团的公关预约，凭预约获得媒体标志贴，才能有资格去电梯口排队。
    往年发布会上，真正涉及长和系公司的问题其实凤毛麟角，大多数都是询问李嘉诚对香港各种事情的看法，比如楼价会不会涨，比如该不该修第三条机场跑道。这种感觉，就好像迷茫的人们求万能的神明指点明路。以至于港人都戏称，其一年三次的记者会就犹如一年三次的“港情咨文”。
    然而，李嘉诚2013年却缺席了这一盛会。
    直至9月17日，李嘉诚突然出现在一个传媒饭局上。据香港《明报》报道，该饭局原本是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邀约的传媒午宴，临近结束时临时加座，打着蓝色领带的李嘉诚现身，满脸笑容，和媒体聊了一个多小时，“无所不可问，无所不可谈”。
    但在这次聊天中，在座媒体人却感受到，李超人对香港现状处处表现出悲观。
    谈到香港当下正热的“占领中环”运动时，李嘉诚大摇其头，称这只会伤害香港经济，激化社会情绪，他以“好靓的玻璃”比喻香港，“看着好靓，但不小心打烂它也好容易”。
    对于撤资传闻，他依然回应说不会迁册，不过，这次又加了半句：“但生意规模大小会随香港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况而作出决定，股东的利益，我也要负起绝对的责任。”
    据《明报》报道，不知是否出于有意，临走拍照时，李嘉诚还展示了一双黑色的笔，上面刻着：“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出自《管子·乘马》的这句话，前总理温家宝曾在2005年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和农业界联组会上引用过。
    “李家城”的焦虑
    早在多年以前，李嘉诚就曾婉转表示：若是香港人真的不喜欢他在香港投资，他可以把资金投到别的地方。
    尽管那次后他立即表示十分爱港，不会撤资，但在过往多年中，他曾经多次重新调整投资重心。但不管如何调整，香港始终是李家的重地。李嘉诚从塑胶花发家，随后涉足地产，并不断扩张到金融等各行各业。
    如今，香港人的生活已经与李超人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卖家电的丰泽电器属于他，药房屈臣氏属于他，把营业厅开在街头的“3”品牌运营商属于他，卖百货的超市百佳属于他。如果住在香港岛和南丫岛，你用的电也属于他，房子也很可能是他开发的——多年来，香港一直流传着一组数字，说李家旗下公司开发了香港1/7的住宅单位。
    “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一名小学生曾在作文中如此戏称。2010年，一个叫庞一鸣的香港青年，决心要对抗一下这种局面，他租住破旧的老房子，骑自行车出门，去街角士多店买东西。可是，最后他发现，总不能不用电灯和电话，甚至连常喝的屈臣氏矿泉水也属于李家。
    如此高度垄断，渐渐引起香港人反感。
    “我不喜欢他。”在位于中环的一个金店里，80后店员阿铿直言不讳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理由很简单，干什么都没得选，“你知道这种感觉多难受吗？”
    在这种反感背后，是香港社会贫富差距的变化。
    在香港，一方面是以李嘉诚为首的各大家族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却是惊人的贫穷。2012年，香港反映贫富差距的实际基尼系数高达0.537，创40年来新高。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中非共和国。很难想象，这个亚洲最发达的经济体内，还有10万人只能住在用铁丝网扎成的“笼屋”。
    在一些香港人看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腾飞期已经远去了。那时大家差得不远，社会像一颗大橄榄。只要卖力工作，总能回报丰盛。而现在，随着工业北上，政府对金融房产的大力扶植，底层人越来越像干巴巴的咸鱼，受畸高的房价倾轧——香港是零售商铺租金全球排名第二高的城市；居住成本第三高的亚洲城市；置业成本第四高的国际都市。
    要命的是，港人不但在感受着香港社会内部的落差，还得接受外部落差。
    2003年，香港与内地签署CEPA协议，放开“自由行”。此后，每年四倍于香港人口的内地游客便蜂拥而至。曾经，他们是香港人眼中的“阿灿”、表叔，但是现在，他们是出手阔绰的“土豪”，买LV和黄金，就如同买白菜。
    2013年，号称要“复制一个香港”的上海自由贸易区挂牌，也让港人迫切感受到压力。过去的几周里，香港政商各界都在讨论这一话题。“上海的3年时间表，就是香港的deadline，还剩下3年时间去改善提升”，有业界专家在一次研讨会上如此结论。
    这让很多港人大受刺激。港陆落差、生存空间拥挤、公共服务滞后……最后被简化为对外来人群的敌意，比如排斥内地人、排斥菲律宾人。这在香港这个历史悠久的多元化社会中，极为罕见。
    “别看香港这十年来经济好像一直在发展，其实是在倒退。”施永青说，“这种倒退，既有地位上，也有观念上的。”
    焦虑和失落的情绪弥漫在港岛的每一个角落，港人试图寻找症结所在。
    2010年，一本名为《地产霸权》的书引起了香港社会的广泛关注。依据这本书的论述，现时的香港社会，基本被六大家族——长和系的李嘉诚家族、新鸿基的郭氏家族、恒基兆业的李兆基家族、新世界的郑裕彤家族以及九龙仓的包氏和吴氏家族（现任主席为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和中电集团的嘉道理家族所操纵。在香港经济起飞的时候，他们依靠自身的聪明和冒险精神，抓住机会垄断了香港的地产市场。
    作者潘慧娴曾经担任新鸿基地产集团创办人郭得胜的私人助手长达八年，其后加入了另一个大发展商嘉里建设。其依托公开的经济数据和自己的切身经历，将十几年来港人熟悉的大小事件串联在一起，
        
    描绘了一幅触目惊心的超级寡头垄断经济命脉的景象。香港民众似乎在一夜之间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地产霸权”四个字成为了高频词汇，屡屡被民众引用。
    而作为六大家族之首的李氏家族，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许多港人坚信，香港社会的“沦陷”，作为既得利益者，李嘉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氏力场”
    垄断，成为火力最集中的一个靶子。
    以超市为例，全球许多国际品牌如家乐福、沃尔玛，独独放弃香港，原因无他，香港市场早已被两家巨头——李嘉诚的百佳和香港置地旗下惠康超市所垄断。据研究机构Euromonitor的资料，截至2012年，百佳和惠康共占本港超市73%市场份额，其中百佳市占率33.1%。
    这两家连锁超市能成为龙头，天时地利便是与从事地产的母公司关系密切——这两家超市都开在“兄弟”公司物业中。
    因此，这些连锁超市不但在空间上垄断黄金铺位，而且对新进入者设置门槛，就连实力不差的老手也很难斗得过那些超级财团。
    反垄断，成为港人的普遍要求。但香港在这方面却动作迟缓，成为少数在这一问题上落后于国际惯例的经济体系。
    早在1993年的殖民地时代，香港立法局就已经开始讨论这一公平竞争政策，但直至2008年，政府才终于发表竞争立法建议的咨询文件。直2012年6月，才通过《竞争条例》，这一进程，落后于许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也落后于内地。
    不少香港人认为，这是因为随着卖地收入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原本应该中立的政府，变得分外倾向商界。而这些大财团，也依仗着自身财力，对公共政策的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
    持这种看法的港人并非没有依据，比如长期以来，政府不愿主动监管一手楼销售。直至今日，香港地产商在卖楼过程中仍只需进行“自我规管”。
    另一个让香港底层民众大为不满的现象是，多家工会长期努力争取最低工资立法，但进展缓慢。最低工资的规定已在其他华人地区实行多年，中国内地也于2003年底通过《最低工资规定》。但直至2010年11月，香港立法会才通过最低工资立法，确定香港的最低时薪为28港元，两年后，因民众不满才又调至30港元。
    而对于与最低工资配合的标准工时，港府也迟迟没有讨论。如此种种，让许多港人认为香港财团们绑架了政府，间接或者直接干预了不利于既得利益集团政策的出台。
    《地产霸权》一书中引述《南华早报》在2010年3月的一篇文章指出，六大地产商的董事，在政府各个法定咨询组织里担任总共54个职位，比1998年时的16个有大幅上升，也就是说，地产商在政府法定机构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而一些丑闻，加剧了公众的猜疑。例如，前地政署署长梁展文曾参与政府和某大地产商补地价的谈判，退休后又加入该地产集团接受高薪厚职，因此数次被立法会传唤解释此事。虽然最终梁展文放弃了这份职务，但坊间的诸多怀疑并未消散。
    事涉李嘉诚的一桩丑闻，则让民众对官商之间的利益纠葛充满疑虑。1999年，香港特区政府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就把如今称作数码港的一块珍贵地皮批给李泽楷的电讯盈科，当时承诺用这块地皮发展高科技产业，但最终它却变成了一片昂贵的海景豪宅。
    “最近十多年来，香港社会对富豪的看法有很大变化。十几年前坐出租车和司机讲起李嘉诚，十个有九个会竖起大拇指，称他做‘李超人’；今天要是坐出租车和司机讨论‘诚哥’近日的事迹，我保证十个里头有十个会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立刻大骂‘官商勾结’，甚至叫他为‘奸商’。”在《地产霸权》一书的导读中，梁文道如此写道。
    在香港，甚至流传着一个“李氏力场”的恶搞说法——香港市民虚构说，李嘉诚设立能阻挡热带气旋吹袭香港的力场，保护香港不受台风正面吹袭，即使有台风袭港，都只会在周末或朝九晚五以外时段出现。
    因为按照港府有关规定，如果天文台挂出8号风球，所有打工仔是不用上班的，但如果取下，则要在两小时内到公司报到。可是，自2004年以来，市民发现，许多台风袭港，都“过门而不入”，或者挂的风球并不相称。
    天文台隶属前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因此一些港人认为其偏重商界，罔顾香港市民安全。他们遂将怒火发在全港最大的老板李嘉诚身上，因而得出此恶搞名称。甚至有网民制作出Flash游戏——只要开启“李氏力场”，便能弹走台风，以防止恒生指数下跌。无线电视剧集《冲上云霄II》中，张智霖饰演的飞机师有一句台词广为流传，调侃的正是“李氏力场”——“你不知道香港有堵墙保护吗？”
    政府正在越来越强势
    不过，2012年后，这堵保护墙似乎开始失灵。
    这一年3月，依照基本法，香港换届，梁振英当选。
    而李嘉诚支持的却是梁的对手、同为建制派（爱国爱党）的唐英年。特首选举期间，李嘉诚公开表示，不熟悉梁振英，“就像做生意一样，不会支持不熟悉的人”。选举当日，即便明知梁振英已胜算在握，李仍然将票投向了唐英年。
    一位熟悉当地政治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唐英年是标准的世家子弟，而梁振英则算是平民出身，其父是一名警员。两人迥异的背景，使得他们背后的支持者完全不同。
    梁当选后，在2012年5月的长和系股东大会后会见传媒时，李嘉诚指梁振英最重要是思考如何服务港人，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捍卫核心价值；他强调，核心价值包括法治和自由，一定要遵守基本法。对于土地政策，李嘉诚称，如果推倒楼价，并不符合港人利益，认为土地政策要得体、有心，顾及整体港人愿望。
    然而，话音刚落，2013年2月，梁振英便推出了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楼市调控政策：非港人购入工商和住宅物业，需要缴纳15%的额外印花税和双倍印花税。港媒将此称为“双辣招”。
    梁振英数十年的好友，在香港特首选举中倾力支持他的香港恒隆地产主席陈启宗，在一个研讨会上扬言，梁振英上台后，香港将会变得更平等，而大地产商今后再不能吃“大茶饭”了（香港人形容一本万利的大生意叫做“大茶饭”）。
    陈启宗的恒隆地产，在香港地产界排名前三，但却是同业中的异类，至今已经连续10年没有在香港买地开发，而是隔一段时间便看市场走势，小批出售此前开发的豪宅。
    陈的言论，一度在香港引发轩然大波。梁振英的楼市辣招，被认为是向香港地产业界富豪开刀，因为香港几大富豪都是靠地产起家。
    辣招出台后，香港楼市进入冰封状态。施永青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半年内，中原地产在港的住宅市场交易量跌了将近一半，而他旗下的另一个地产中介公司，利嘉阁，则陷入了亏损边缘。
    李嘉诚同样成为受害者，2013年2月，为规避买家印花税及额外印花税，长实将位于葵涌的雍澄轩酒店房间分拆出售，引来港府调查，最终已经售罄的项目被迫取消，长实为此损失惨重，不但要退还投资者资金，还要支付利息，并赔偿每个买家律师费等共1万港元。
    然而，梁振英的举措还不止于楼市，在其他领域也频繁出手，比如关闭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大门、发布限购奶粉令，以及仿效内地的住房限购令，实行“港人港地”——届时兴建的住宅首次出售及其后30年的转售对象，都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
    “香港政府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势。”施永青说。
    香港曾连续18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将其誉为“自由经济制度的堡垒”。但在2006年，他去世前一个月，却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香港模式的夭折》。事情的缘起，是时任香港特首的曾荫权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香港政府将不再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这一政策由曾在仕途上的第一个贵人、香港前财政司司长夏鼎基提出，曾被写入香港中学教科书。
    但在高楼价、高失业率、贫富差别加大的香港社会，不少港人认为，当香港逐渐为大地产商的跨行业垄断付出沉重代价时，港府却以此逃避责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全面改革”口号的梁振英当选。而他上台后，也正在力图改变这一状况。
    2012年10月，梁振英出席立法会首次大会时就曾公开表示，市场不是万能的，失效例子很多，“本港过去积极不干预政策含糊不清，亦有矛盾的概念，大市场小政府不能满足需求”。
    从重商到仇商
    “这很危险。”施永青说。这是香港当前的另一派批评之声，认为港府是在迎合近两年来持续发酵的民粹情绪。
    李嘉诚的举动，正是发生在香港变化的背景之中。
    “我很理解李嘉诚为什么要这么做。”施永青说。他自称与李嘉诚并无交情，但作为同是商场中人，他很理解。
    据港媒报道，施永青从2012年开始，就抛售了至少7项物业，套现逾5亿港元。和李嘉诚一样，他对香港楼市并不看好。在专栏文章中，他甚至预言，2013年下半年香港楼市将会跌去两成。
    10月15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施再次强调这一观点，他说，如果不是太太劝说，他可能还会抛售更多物业。
    对香港的未来，这位地产界的风云人物疑虑重重。“现时香港每天都在吵架，什么问题，都开始泛政治化。”施永青说，香港现在有一股左翼思潮，只强调劳动的功能，否定投资的作用，甚至将投资邪恶化，“商人投入资金建设社会仿佛还要做罪人”。
    他慨叹香港已从“重商”转变为“仇商”，“我们的意见领袖，简单地把社会问题用阶级矛盾的方式去解决，把矛头引向社会的富裕阶层，这是个非常坏的苗头。”
    在香港，现在已经有舆论提出向富人征收累进税。在更早之前，多个社会团体甚至呼吁港府专门设立一个“李嘉诚税”。
    坊间传言，李嘉诚对自己的形象在工潮中被丑化感到非常痛心。施永青认为，此言非虚，“人终归是有感情的，特别是像李嘉诚那么在乎名誉的人”。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宏泰对此也颇为赞同，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嘉诚作为华人首富，金钱早已不是最重要的了，“赢了很多钱，却输了尊敬，一定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在他看来，李嘉诚不可能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和评价，“我相信，晚上宁静下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想一想这个问题——毕竟，他已经85岁了。”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 南方周末实习生 徐庭芳 张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