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中国下一个“黄金十年”的改革依托

    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若要求得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黄金十年”，唯有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十二分的紧迫感倒逼经济转型，通过深层改革整体设计，提出并落实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经济改革整体框架。通过全面推进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政府规制，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着力推进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提高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
    当中国经济的增长到了需要全面清理沉疴并核算改革成本的时间窗口时，意味着增量改革的使命完成之后，其负效应的陆续表达已成为深层次改革的主要阻力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使命之一便是：在全面整理改革开放35年来经济增长负效应清单的基础上，锁定关键领域的深层次改革，给出明确的改革路线图，搭建配套的制度执行框架，为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持续有效增长提供政策保障。
    中国能否在新的起点上以改革为依托，通过释放改革红利为新一轮发展周期注入活力，某种程度上正取决于本次全会能否给出相关的解决方案。稍稍浏览一下国际主流媒体便可知，全球都在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释放什么样的改革信号，拿出什么样的改革方案。因为今日中国经济早已告别了35年前那种低能级且封闭的计划经济体系，而成为在全球经济竞争与产业变迁中居举足轻重角色的开放型经济体。
    2012年，中国创造的GDP已占全球总量的11.5%，对外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量的11.1%。在一向较为低调的对外直接投资中，中国近年来也在突飞猛进，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和存量的6.3%和2.3%，位列全球第三和第十三。人民币在全球交易货币排名中跃升为第八位，尽管所占比例只有2%，但成长空间很大。可以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逻辑框架下，中国经济的每一个改革动作，都将通过传导机制产生世界意义。
    从时间波段来说，如果以十年作为检验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政策设计效果的时间光谱，那么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来，经过两个十年的改革探索与政策执行，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模式探索还是相关的改革成效，均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最近十年里，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大幅提高，财富积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经济规模连续跃上几个台阶，正加速由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
    只是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环视当今世界经济规模排在世界前六位的经济体，中国无疑是其中经济制度最不完善和整体技术水平最为薄弱的国家，国民福利水平亦是最低的，这就为经济持续增长种下了不利条件。
    改革开放35年来，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已经被证明为八段高手，但在如何转型，如何找到转型的切入点以及适应经济转型的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这些年来的进展与国家和社会的期望却仍有一定的距离。如何治理早已内外失衡的经济系统，如何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过程中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如何在提升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同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有这些，既需要清晰的路线图及与之匹配的政策执行力，也有赖于所有参与主体从战略高度上重视经济战略转型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从这个意义上说，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与随后的制度执行，在历时20年之后已经到了大规模升级并向深水区迈进的时间窗口。
    中国经济若要求得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黄金十年”，唯有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全面推进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政府规制，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着力推进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提高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注定要在全球经济格局变迁中占据主角地位的中国，能否在未来十年迎来经济发展的精彩“第二季”，某种程度上就取决于中国能否在镜鉴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以十二分的紧迫感倒逼中国经济转型，通过深层改革整体设计，提出并落实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经济改革整体框架。
    其实，无论是早已出台的“十二五”规划还是十八大报告，均已给出了清晰的中国经济转型路线图，目前的问题在于，亟待通过构建具有制度约束力的执行框架，让长期受制于传统增长模式路径依赖的各级各地政府全面理解和切实贯彻这张路线图。
    而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涉及的相关领域改革来看，无论是金融改革、财税改革、政府管制改革、要素价格改革，还是土地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无一不涉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中国经济战略转型涉及的不仅仅是增长模式的转型，还包括政府自身的建设和改革，例如，要尽快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从各国政府改革的历程来看，对政府行为的规制，往往说易行难。
    改革时间窗口不容再失。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因此，未来一段时期，我们非得加快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步伐不可。即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同时，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实现政府转型，使得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使财政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以及农村改革相结合，使货币政策与银行业改革以及证券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相结合，以建立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使经济主体保持活力的微观机制。进一步地，政府在释放权力、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通过适当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有序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后，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并创造新的需求。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