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安：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把推进城镇化作为解决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结构性问题的一个重大举措，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我们准确把握城镇化规律，确立科学的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行动框架。
    城镇化的基本规律
    城镇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进程虽因国情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又呈现众多共性特征，从中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演进历程，阶段性特征明显且具有后发加速趋势。一般认为，城镇化率低于30%为城镇化的初期阶段，此时工商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农业释放的富余劳动力相对有限，城镇化进展缓慢；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为中期阶段，此时工业化提速，为大批农业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人口快速向城镇集聚，城镇化进程明显提速；城镇化率高于70%为后期阶段，此时产业结构由工业向服务业转换升级，城乡一体化加速，城镇化质量明显提升。科技进步和工业化是推动城镇化的基本力量。英国的城镇化大约用了100年，美国大约用了80年，日本大约用了40年。工业化进程明显缩短，固然有各国具体情况等因素的影响，但主要是科技进步与工业化、信息化加速所致。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结果，与农业现代化互生共进。国际经验表明，凡是城镇化水平高的国家，农业现代化水平及农村发展效率亦高。比如，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农业已基本实现机械化。1960年—1975年，日本城镇化率由63%上升到76%，同期农业机械化的支出增长了10倍多。相反，一些拉美国家在城镇化中长期忽视农村和农业发展，一方面造成农村凋敝，另一方面造成城市失业与“贫民窟”问题。
    城镇化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合理布局为前提。城市及城市群的发展是市场力量、技术进步与环境承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世界城镇化的趋势看，各国城镇化形态特征各异，但都以市场体系的发育为基础支撑，以合理布局为前提，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美国纽约区、五大湖区和大洛杉矶区的三大城市群集聚了全国超过50%的人口和约67%的国内生产总值；德国则有1/3左右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规模的小城镇，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成功范例。
    城镇化与产业发育相协调，以产业集约为支撑。工业集群与城市群有机结合，是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比如日本东京湾区、美国三大都市圈和硅谷、德国鲁尔区等，其产业发展都推动了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因此，城镇化既是产业效率效益递增、发展动力转换的过程，又是注重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过程，而不只是城镇面积的扩张。
    城镇化是文明的提升，以公共服务体系为保障。城镇化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农民进入城镇，还意味着人们对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需求的增加，需要政府注重提供全覆盖、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忽视基本公共服务的城镇化，必然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一些国家大量人口居住在城市“贫民窟”，难以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不仅影响城镇化及其质量，而且导致社会阶层过度分化，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我国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
    当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时面临一些独特问题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土地利用效率低。土地流转开发等制度不健全，容易带来用地扩张冲动与效益低下问题。一是建设用地利用粗放。上海市是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产出效率较高的城市，但也仅相当于纽约的1/29、香港的1/14。二是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近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大了64.45%，而城镇居住人口仅增长了45.9%。三是城市开发强度过大。上海、北京、深圳已分别达到50%、48%、50%，而伦敦、东京分别只有23.7%和29.4%。
    产业政策约束多。产业准入不平等造成的“玻璃门”、“弹簧门”和“天花板”等现象广受诟病。一些产业准入门槛过高，直接影响了产业发育发展，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产业创新与效率提升，难以有效支撑城镇化持续发展。农业对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吸纳能力不足，劳动生产率过低。
    投融资体系不健全。我国城镇化融资渠道比较单一，地方投融资问题还未纳入国家统一规划和制度安排，规范、稳定的投融资机制尚处于探索阶段。金融体系不健全，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界限不清，金融工具和模式单一；直接融资渠道有限，信贷支持政策、银行监管政策等与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建设周期、投资风险控制等难以匹配。一些地方政府过度利用融资平台进行城镇建设融资，形成了较大规模债务。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亟待加强。近几年我国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但由于历史欠账过多，基本公共服务的规模和质量仍难以适应城镇化的需求。尤其是长期将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供给与户籍挂钩，导致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分割，造成进城农民难以融入城镇社会。
    “城市病”过早出现。长期存在的“重面子轻里子”、“重地上轻地下”、“重硬件轻软件”、“重短期轻长期”等问题，造成城市功能不完善、不协调。一些大城市、超大城市过早出现交通拥堵、能源与水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空间不足等现象。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
    根据城镇化的规律，针对我国城镇化中存在的问题，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应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速度与质量的关系，抓住以下几个重点问题。
    加强顶层设计和全国统筹规划。综合考虑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布局、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等因素，统筹规划、分层次设计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及中心乡镇的发展规划。在不突破环境、资源等方面硬约束的前提下，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推进两项重大制度改革。应加快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应打破目前单一的城市建设用地征用模式，深入研究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方式和途径，实现同地同权同价；完善各类用地标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使农民可以公平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提高农民进城能力。户籍制度改革应建立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实现人口自由迁徙居住和安居乐业。当前，应逐步使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与户籍分离，推行居住证制度，分步放开落户条件。
    健全三次产业政策。首先，加大财政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支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企业化经营模式。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规范农地流转，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和模式，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其次，全面放开产业发展，实行负面清单制，加快推进行政性垄断领域改革。同时，大力促进工业园区化、集群化和城镇绿色发展。第三，结合税收制度调整，加快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大力发展养老服务等新型业态，为城镇化提供产业与就业支撑。
    构建四项主要投融资机制。统筹规划财政资金、信贷资金、金融机构系统化建设和国有资产变现等渠道，使之有机结合，构建稳定的城镇化融资机制。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在投入对象、环节和运作机制等方面推进政策创新；鼓励信贷资金支持城镇化建设，根据城镇化的特殊需求设计信贷政策与监管措施，重点支持工业集群、各类园区及中小企业发展；有序发展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盘活农村资源；研究以一定比例国有资产融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完善五项公共政策。加快完善以人为本的劳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五项公共政策。推动城乡劳动者同工同酬，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教育政策的城乡统一，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加快推进医疗卫生政策及医疗保障政策的城乡统一。推进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障政策城乡统筹，尽快提高社保基金的统筹层次，改进转移接续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建立以公租房为主体、以货币化补贴为主要形式的保障性住房制度，积极探索建立包括住房合作社在内的多渠道、多形式城镇商品住房供给模式，改变居民只能从开发商手中买房的住房单一供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