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晓霓：与朱民共进午餐

    朱民(Zhu Min)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副总裁，他选择某中餐馆作为采访地，餐馆就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IMF办公大楼的拐角处。朱民下身穿卡其布裤子，内穿蓝格子衬衣与深蓝色夹克衫（当天是周六），国际外交官的派头十足。
    因为61岁的朱民每年出访多达30多次，所以我花了几个月才最终敲定与他共进午餐的时间。我们会面二天后，他将飞赴巴西、吉尔吉斯斯坦、约旦以及巴黎。2011年，他被任命为IMF副总裁（IMF共有四位副总裁），使其成为在全球性机构任职级别最高的中国人。
    朱民的生活与其北京同行大相径庭。他花在飞机上的时间要多于在华盛顿生活的时间，而中国政府对官员的出行有严格规定。他们每年只有两次出国机会，而且对出访国及出访时间有严格限制。这种限制“挺讨厌，”朱民说。“但你得理解，旨在对人对事一视同仁，这对因正事需出访的官员十分不利，这么规定的原因是没啥正事的地方政府官员都想出国旅游。”
    对这种明显不公的政府规定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这在我俩的会谈中颇不寻常。总的说来，从中共对官员出国的规定到他自己的职责，朱民似乎一直扮演着这个角色：试图充当中共与国际双方之间的桥梁，而双方之间的沟通理解总是磕磕碰碰。
    “我一直左右为难，”他叹口气说道。当他被任命为IMF副总裁的消息一经披露，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即发表评论文章，标题是：“朱民身肩国家重任履新IMF副总裁。”
    朱民说自己毫无疑问是为IMF工作，反映的是IMF、而非中国央行的意志；他曾是中国央行副行长，而且央行一开始就支持他担任IMF副总裁。“我代表的是IMF，我为全世界服务，我代表的是70个国家，”他又补充道。“在IMF有代表中国政策意志的执行董事。”
    我俩的谈话被服务员打断了，对方把两份塑封菜单重重甩到桌子上。点菜前，首先得定喝啥茶。我希望听听朱民的意见，我觉得他比我更在意。“我就想喝好茶，”他用汉语对服务员说道。“只要是好茶啥都行。”多数中国人都有自己中意的茶，但朱民征求服务员的意见，颇具外交风范。不一会儿，飘有新鲜芬芳茉莉花瓣的茶水就端了上来，旁边还另外放了一壶开水。
    朱民为我倒茶，我俩都陶醉地嗅闻着茶香，而后朱民建议点一顿便餐——蒜茸荷兰豆、麻婆豆腐（特色川菜）以及用笋干、红辣椒及一种益心脏菌类作配料的清蒸鱼。对于中餐，我俩算是有共同语言。尽管我说的是汉语（想表明自己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但服务员仍然轻蔑地把刀叉撂到我面前。
    “纽约的中餐比华盛顿好得多，”我俩探讨在华盛顿吃到新鲜鱼微乎其微的概率时，朱民坦承道。“因为纽约人比华盛顿人更在意餐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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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于1952年的朱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尽管青少年时代在上海经历了文革，受尽磨难。刚开始，朱与弟弟（比他小四岁）生活的家庭条件优越。父亲是政府官员，曾在精英荟萃的北大(Beijing University)学习经济，因此朱民小学教育质量一流。举个例子，学校当时要求掌握一种西方乐器（他自己选择了小提琴）与一种中国乐器（他选了竹笛）。但毛泽东(Chairman Mao)于1966年发动摧毁政府机构的10年动乱后，他的父母与其他政府机构官员一起遭受了巨大冲击，一夜之间，他们失去了工作、地位、亲友甚至生命。
    朱民被迫从中学辍学（时至今日，他仍没有中学文凭）。接下来的10年，他在罐头厂上班，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卡车。但他非常幸运，因为组织上一直没让他离开上海。他弟弟则被“发配”至贫苦的安徽省，当了一位农民。
    直至1977年，大学重启招生，他的人生才最终重归正常。
    “我父母曾叮嘱我，必须辅导弟弟上大学，因为他的境况比你更糟，”朱民回忆道。“但我也想上大学， 10年‘文革’后大家争上大学，想想竞争该有多激烈！”
    哥俩最终都被上海最好的大学复旦(Fudan University)录取。朱民一直很喜欢物理，但这把年纪再学这个颇具挑战性的专业，自己觉得有些力不从心。父亲建议他改学经济专业（“10年动乱后，帮助重建中国”）时，朱民接受了。那是个奇怪的年代，与诸多同龄人一样，自己经历的风风雨雨与如今的功成名就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有时觉得人生有如梦境一般。他坦承。“整整10年，我一直从事体力活。而后大学恢复招生，我学习诗歌与书法……我又当过卡车司机，我的真实生活到底是啥样？”
    就在复旦上大学时，他的父母先后去世，朱民说到这里时，眼里噙满了泪水。“他们受尽了磨难，”他又补充道，并把眼镜摘下，轻轻擦拭了泪眼。“10年‘文革’，人才损失无法估量。”足足有一分多钟，他无法再说任何问题，他显得异常难受。
    朱民与弟弟毕业后，双双留校任教，而后又双双留学深造。朱民到了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在此获得了伍德罗?威尔逊学院(Woodrow Wilson School)公共行政管理专业硕士学位，他弟弟则去西北大学(Northwestern)留学。上世纪90年代初，朱民一边在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深造，一边教授经济学，他于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
    据在中美两国呆过的有些教授说，中国大学的教学质量（如复旦）要与美国一流大学相提并论，可能得需要50年时间。共产党对大学的严控以及根据忠诚度而非实际成绩划拨经费，让中国很多顶尖人才（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选择出国留学。我问朱民为之感到忧虑吗？
    “关键是如今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说。“现如今，中国大学生有很多选择。这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我在复旦时，每周六小时，整整18个月学习《资本论》(Das Kapital)，而每周只有二小时时间（而且只有一个学期）学习西方经济学。如今呢，学生可能只有一小时学习《资本论》。”
    朱民如今是普林斯顿大学校董会成员，也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usiness school)咨询委员会成员，这两所大学都与中国高校有往来。“如今彼此之间的交流很密集，”他说。
    我们点的菜一下子都端了上来，朱民反客为主，把三道菜都端到我面前。我拿起塑料筷子时，服务员狐疑地看着我，我则狠狠地瞪着她看。
    我10年前在北京结识朱民时，他还在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工作，这是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之一。他当时是中行副行长，负责中行的日常管理以及重组事务，2006年，中行成功在香港上市。
    任职中行时（与他随后任职的其它职务一样），朱民不得不在支持上市的人和把上市视作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人之间努力维系微妙的平衡。朱民建议中行聘请国际会计事务所审核财务，此举引发了当局的极度恐慌。“怎么能让外国会计事务所了解我们的底细呢？”他回忆当初官员的质疑，暗示资产负债表乃国家机密。“这些官员问我，‘怎么能请外国董事呢？怎能失去100%的国有控股地位？’”
    朱民坚持己见，聘请外国专家担任董事会成员（尽管党委仍负责所有关键决策）以及风险管理与信贷部门的关键职位。他还就最优方法聘请国外银行（包括汇丰(HSBC)、高盛(Goldman Sachs)）的高级顾问举办各种培训班。在中行赴港上市那段时间，朱民不断会见有意向的投资者，他说的诸多条款外国投资者无法理解。（当时，某中国公司的招股意向书竟有这样的警告条款：高管层一经发现诈骗，就得判处死刑。）
    “当时的国际惯例与中国的行事方法大相径庭，”朱民继续说道。“我们的国企还得是好公司，这非常重要。如果遵照国际标准，银行就得商业化经营。所以我们当时的领导人思想既开放、又很有远见。”
    他停下来，然后又给我俩的盘子夹满菜。朱民如今仍坚信改革，尽管我问他过去10年、中国政府的改革动力是否逐渐减退时，他拒绝做出直接回答；当我问及中国监管高层近几个月的人事变动缘由时，他同样拒绝回答。但很明显，他并不像中国某些高级经济学家那样，是中国体制的积极鼓噪者。
    2009年，任职中行10多年后，朱民调任央行(People’s Bank of China)工作，负责政策研究事务。在以往的工作中，他就显露出果敢干练与远见卓识的能力：2007年夏天，他在一次讲演中认为全球开始进入长期的去杠杆化进程，当时持此观点并不受待见（尤其是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在2008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Davos)上，朱民准确地预测中国经济将继续维持高增长率，但又认为由于此举越来越需借助国家力量，最终会导致改革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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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目前的关注焦点是由各国央行干预政策所引发的紧张态势——始作俑者就是美联储与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它们的宽松货币政策让其它国家实现货币管理任务时更显得捉襟见肘。“我不断游说各国央行，”他解释道。“对方都说，‘货币增发是万全之策。’各国都有自己的授权及管辖权，但我提请各国要考虑全球范围的超溢效应。”
    朱民最近发表的很多演讲，都是关于中国所处的矛盾处境：其制造业积极引领全球，而其金融业仍固步自封。他谈到中国需要发展，而且也谈到了“确保全民平等共享改革发展红利”的必要性。这些观点并不尖锐，但作为IMF副总裁，他不能充当煽风点火者。他的行事风格更多更好的是旁敲侧击提醒国人需不断深化改革。
    随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三盘菜慢慢下肚，我俩转向其它话题。与许多中国人迥异的是，朱民特别喜欢印度，是印度精神的忠实拥趸，而很多中国人觉得印度是全世界最原始的国家，富丽堂皇的购物中心寥寥可数。“每个人都有两面性，”他说。“既有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求索。最困难的是自己最终作出了多大贡献。”
    对于他自己，朱民希望就修复IMF与亚洲之间的关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自15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本地区很多国家一直以怀疑的目光看待IMF。朱民觉得情况正逐渐好转。“亚洲与IMF之间的隔阂已修复很多，”他说。“2010年，我参加了在首尔(Seoul)举行的一场区域性会议，看到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韩国官员对我说，‘我们如今信任IMF了。’”
    与很多中国人一样，朱民似乎在美国生活得顺心如意，只是间或用母国文化片断来充实装点自己的日常生活——不管是现在正享用的麻婆豆腐、还是他豪华办公室墙上张挂的中国传统水墨画。他喜欢周末光顾汉普顿斯(Hamptons)。他女儿在华尔街某精品咨询公司上班，尽管多数中国人喜欢炒着吃蔬菜（鉴于中国本土的蔬菜残留有杀虫剂，所以油炒不失为好方法），朱民则更喜欢新鲜沙拉。
    我问朱民退休后的打算。是呆在美国、还是回中国？从某种程度说，我的问题不怀好意。在西方，声望意味着选择众多，但在中国并非如此。他的个人命运完全由党组织决定。“哦，当然要回中国去，”他毫不犹豫地说。“当初从国外留学归国后，大家都说，‘回来就好，祖国需要你。’我对他们说，‘我也需要祖国，我是中国人。’”
    我俩坐在那儿快两个小时了。多数顾客已经离开餐馆，茶都搁凉了，可是服务员既不来添茶，也不来给茶壶换热水。
    最后叫来了服务员（她一直未现身），对方把账单递给朱民。朱民转而把账单传给我（这是《金融时报》的规矩）时，服务员一副既得意又同情的神情。她拿走我的信用卡后，过一会儿回来时，手里端着两个盘子，放着几片柠檬与橙子，以及两块幸运饼干。
    朱民拆开幸运饼干，打开小纸片读给我听，上面写着：“福星高照。”我的纸片上也写着这样的吉言。“这种事不可能发生，”他摇摇头说道。
    “你福星高照的概率比我高，”我说道，我俩一起步出餐馆，外面阳光明媚。
    桑晓霓是《金融时报》国际金融版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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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蓉园(Chalin’s)位于首都华盛顿西北方向I 街1912号。
    麻婆豆腐：9.95美元
    糟溜鱼片：15.95美元
    蒜茸荷兰豆：15.95美元
    免费茉莉花茶、米饭以及幸运饼干
    总计（包括小费）：46.04美元
    译者/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