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普森：重返“维多利亚时代”

    全球经济正在恢复常态。这并不意味着快速恢复充分就业状态，或重返一个对投资者而言低风险的世界；而是意味着，全球化的基本现实正变得越来越明晰：我们正处于一个多极世界，富裕国家与有能力的穷国之间的技术融合十分快速。新兴市场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壮大，每个国家的政客都对这个阶层极为关注，同时忽视其他阶层（尤其是低技能的劳动者阶层）此起彼伏的抗议。尽管物价相对稳定，但全球正在——并将继续——经历高度的实体经济波动。实际上，这种状态是对19世纪末“旧常态”(Old Normal)的回归。这是一个我们能够理解的世界，即使我们不喜欢它。
    在国际政治中，正如早已预言的那样，1945-2000年的“美国世纪”已让位于一个美国仍居领导地位、但正在失去主导权的世界格局。因此，全球格局既不是彻头彻尾的冲突状态，也不是平稳的国际治理，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这种经济与军事主导权分散化的表现就是，几种主要货币——而不是仅仅一种货币——正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出具发票和储备管理，而且这一趋势还将延续下去。
    货币的使用与地缘政治关系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因此美元不会被迅速取代，但是区域性的替代性货币将继续崛起。这恍然有种19世纪的感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教授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声称，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几种储备货币共存的漫长时期——19世纪末就是如此，我们如今也处于这种时期，对国民经济和投资者来说，这会加剧经济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在这个多极世界中，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足够权威，可以全面保护知识产权这类全球公共商品。这类保护力度的弱化，也会加快能干的新兴市场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脚步。有人把这种趋势视为中国崛起或数字化盗版的结果，但是不要忘了在维多利亚时代德国和美国也曾对英国的创新进行“逆向工程”，甚至侵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的版权。
    同时，正如哈佛大学(Harvard)的埃尔赫南•艾尔普曼(Elhanan Helpman)所论证的，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会降低投资创新的积极性。因此技术行业的领导者会放慢发展脚步，这也会加速后来者的赶超。而这进而会削弱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相对实力，进一步降低他们执行知识产权法规的能力。整个循环周期会增加老牌跨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
    频频出现的国家对抗、多种储备货币、遭到侵蚀的知识产权以及许多行业加剧的企业竞争，会加重实体经济的波动性，降低投资。其结果是，由政府支持的大型国家基建项目将成为不断增长的资产类别，正是这些项目主导了19世纪末的发展。较安全的低回报投资和投机性的高回报资产之间将变得泾渭分明。
    但是正如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段时期一样，如今的趋同和竞争（以及由此导致的动荡）可能（我相信将会）在全球化不会崩溃的情况下长期存在。当年这种格局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尽管有军备竞赛和冲突，但是法国和德国——更别说英国和美国——的利益决定了它们希望维持现状。而且，和当年一样，当今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希望维护自己的合法性，打击包括恐怖分子和革命者在内的非国家势力，并保持贸易和金融的跨境流动。
    此外，政客们对本国中上阶层的诉求做出响应，后者的幸福有赖于维持全球化，有赖于将国际争端遏制在可控范围内。这些阶层也是希望价格保持稳定的债权人，再加上货币竞争的压力，形成了保持低通胀的强大动机。一般而言，此类动机将压倒通过通胀解决问题的诱惑。因此，正如大多数国家在一个世纪前通常会坚持金本位制一样，现在他们将坚持本国央行的独立性和财政整固。
    在19世纪，各国政府很少甚至根本不理会低技能工人此起彼伏的抗议或者要求根本改变的呼声——除非群众运动被同化为获得精英人士支持的主流政党。如今的情况有些类似，南欧国家的抗议和“占领”运动的诉求基本上被迎合（较为年长的）中产阶级选民的政策制定者们忽视了。
    因此，“旧常态”是这样一个故事：全球经济在许多方面回归不受约束的市场，同时在国家层面出现更加动荡的经济状况，最终造成平均增长率放缓。我预计会出现这种局面，但我并不给予赞同。尽管自1914年以来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安全网和福利国家（即便目前有所缩减）制度的创立以及大国间形成的核威慑战略，只会让当今的各国政府更加愿意维持现状。
    “旧常态”不是一件好事，但它可能会持续下去。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亚当·普森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