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以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的几点建议

    我们说“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就在于抓住国内巨大需求潜力释放的最大机遇、发掘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直接取决于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就是说，要以“最大的红利”，抓住“最大的机遇”，释放“最大的潜力”。对此，提出以下3点建议。
    1.着力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初步测算表明，到2020年，我国内需规模有可能接近百万亿元的级数。如果潜在的消费需求能够得到比较充分释放，就有条件支撑未来10年7%～8%的增长。能否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重要战略机遇，取决于消费主导转型与改革的实际进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时间形成以释放国内需求支撑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这就需要：以改革破题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实践证明，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没有消费需求支撑和引导的投资，在保短期增长的同时，会给中长期的增长积累更多的结构性矛盾。改变投资结构。要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以及加大消费供给能力的投资。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国有资本配置，使广大社会成员能够分享国有资本增值创造的社会福利。
    2.着力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当前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在于：从城镇化的规模型扩张转向人口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并以制度创新为重点破题人口城镇化。具体的建议是：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用5年左右时间，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制度框架，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人口城镇化保持1.3%～1.5%的增长速度，人口城镇化率从目前的35%提高到42.5%左右；用8年左右时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初步接近60%左右的名义城镇化率。
    3.着力推进政府的转型与改革。实践证明，通过深化改革收获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越来越依赖政府转型与改革的突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在经济生活领域坚持市场主导下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有限发挥市场的作用；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需要改变“大政府、小社会”局面，建立有活力的“大社会”，逐步走向社会公共治理。这就需要：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业项目为突出特点、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在带来投资增长过快、投资—消费失衡、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等问题的同时，还造成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服务的缺位。推进结构性改革。实践证明，把以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重点和关键，才能实现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干部选拔机制改革以及其他政治体制改革的破题。优化行政权力结构。为什么这些年尽管政府职能转变一再成为改革的重点，但是进程缓慢、成效甚微？重要原因之一是行政权力结构不合理。对此，要以增强市场和社会活力为目标实现政府放权；要以权力有效制约和协调为目标实现政府分权；要以权力运行公开透明为目标实现政府限权。实现权力运行的公开化、规范化，有效约束政府自身利益。
    十八大后的转型与改革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一是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直接依赖改革的突破。二是改革面临的利益矛盾更为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合理分配，更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调整；未来几年的改革能否在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进展，将牵动和影响发展稳定大局。三是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增强。“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在这个特定背景下，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尽快出台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尽快建立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尽快实现改革攻坚的重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