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贤明：提振消费是中国走出经济困局的根本出路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持续多个季度；从8月份数据看，进出口总值为3292.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0.2%。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经营困难；财政收入增长乏力。面对这一经济形势，一些专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例如，有专家建议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认为“摆脱世界经济危机有赖于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消费在刺激需求方面则是缺乏可持续性的。”也有专家认为，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内外贸对接，将中国加工贸易的优势造福于中国消费者已经成了当前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
    客观地说，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与问题，不在于经济缺乏增长动力，而在于发展中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根深蒂固，成为制约了强劲增长动力释放的掣肘。在这个结构性矛盾中，以各方集中关注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的失衡最为典型。
    第一，各方均认为，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期可能一去不复返。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加大，更由于主要经济体消费未完全复苏，我国的进出口很难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对中国增长的贡献将逐步趋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得到广泛关注的“经济脱钩论”，实质是探讨中国经济如何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转向立足国内市场。
    第二，在对投资的问题上，各方仍有较大分歧。客观地看，中国人均固定资产是很低，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但2008年4万亿元以及由此带来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内极为必要，但在缺乏及时调整转向的情况下，不能不说给中长期经济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三，从现实情况看，主要的问题是消费被抑制，城乡居民消费增长乏力。从数据上看，进入2012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增长速度从2011年的17.1%下降到13%左右。消费增长乏力，不仅使一些专家设想的“内外贸对接”面临很大的阻力，而且将会使投资扩张面临巨大风险。一方面，内外贸对接的主要障碍并不主要是交易费用的大小，而是市场规模的大小。消费增长乏力，大量服务于外需的产能要转化为内需，恐怕将面临市场规模的制约。另一方面，消费增长乏力情况下加大投资，极有可能形成无效投资，带来产能过剩，在短期稳增长的同时反而给中长期带来巨大的隐患。
    因此，内外贸对接也好，扩大投资也好，都需要建立在消费增长的基础上。从发展阶段看，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潜在消费规模相当大。商务部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逐步位居世界前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5%左右，2015年达到32万亿元”的目标；考虑到服务消费快速增长等因素，到2015年中国城乡居民潜在消费空间有可能远不止32万亿。这就是本文开宗明义提出“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与问题，不在于经济缺乏增长动力”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出发，无论是短期稳增长还是中长期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都越来越高度依赖于消费的提振，依赖于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释放。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个符合发展趋势的重大判断。因此，无论是宏观政策调整还是体制机制改革，都要直接服务于消费释放的基本要求。从短期看，政策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可以考虑如下：
    在政策调整上，重点有三：第一，尽快加大减税力度，尤其是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和城乡居民的减税力度。最忌在经济下滑期间实际税负反而增加。第二，需要着力改善消费环境，从根源上解决食品、药品公共安全问题。第三，加大有助于形成消费能力的投资，比如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包括公共文化投资等。
    在体制改革上，重点有三：第一，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实现收入公平分配，这是当务之急；第二，把城镇化作为拉动消费的抓手，围绕新型城镇化改革体制机制。例如，以异地高考为突破，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第三，以公益性为目标优化调整国有资本配置，构建国有资本公益性的体制基础。
    简而言之，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形成提振消费的共识，真正把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的焦点集中到扩大消费上，而不是继续围绕投资和出口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