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控制中国式通胀的四大建议

    发改委最近表示，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物价总体是稳定的。去年我们CPI涨幅是5.4%，今年全年物价上涨目标控制在4%左右。我们首先要问，中国式的通货膨胀究竟是怎么来的？我发现我们老百姓普遍都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说票子不是央行故意多印的，主要是外国人爱用美元买我们东西，又爱用美元对中国投资，央行也不能拒绝人家的好意，只好对应发行人民币，这样就多印了一堆人民币。另一种观点说别光看票子，看看各地的民营企业吧，到处都缺人，不涨工资能行吗？再看看房价，大家都往城里挤，房价一涨，什么成本不都得跟着涨？还有自然资源，中国人口这么多，有钱的老百姓越来越多，有钱了就买车，买车就要更多的钢铁、石油，这物价不就涨起来了？
    我简单总结一下，前面这个是说多印的票子是从外面来的，后面这个是说尽管有外因，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这两种观点其实来自于两位知名经济学家，外因论属于周其仁，内因论属于夏斌。两位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了，都曾经担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我为什么要和两位专家辩论呢？因为这个问题必须要讨论清楚，外因论、内因论，再加上我的政府投资论，都能或多或少地解释现在的通货膨胀。但是，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会给出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议。这就好像郎中诊病，都看出来是体温过高，可是三个郎中诊断的病理却不同，开的方子自然完全不同。
    那么如何防范这三大通胀风险呢？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给出了控制中国通胀的四大建议。
    第一，外因论提醒我们外汇储备这个殷实的家底是源头祸水，因此必须釜底抽薪，加以控制。周其仁对此已经提出了很不错的建议，就是用财政资源购买美元，使本来流向民间的资金被政府收回。我顺着这个思路讲，长期的做法应该是控制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具体手段包括适度启动人民币升值，调低出口退税，或者其他综合手段如产业结构调整来适度控制贸易顺差的规模。同时，修改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有效优化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从而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
    第二，外因之所以能传递进来，也是因为我们内部的问题。按照内因论的思路，我们需要加快经济转型，深化经济结构调整。我顺着夏斌的思路作出推论，内因论等于承认了工资和生活成本都在快速上涨，如果政策得当，让工资上涨的幅度快过生活成本，那么，通货膨胀对老百姓的伤害就能降到最低。
    第三，一切的根本都是因为政府投资，由此带来的非理性亢奋盘活了汹涌而来的货币。有了大量涌入的货币，这个异常亢奋的需求就导致国内要素全面紧缺，从劳动力到自然资源的价格都因此大幅上涨。对我们来讲，当务之急是遏制地方政府的举债投资冲动，调整商业银行目前的粗放管理模式，走出现在这种“上市圈钱补充资本，大举放贷，再去排队圈钱”的怪圈。现在，地方政府跟国有银行借钱，因为两头都是国家的，而且国有银行的地方主管也不想计提坏账，影响自己的仕途，所以国有银行往往对地方政府网开一面。如果我们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进行两个重大改革：其一是利率市场化，这样非国有银行才能对国有银行形成真正的竞争压力；其二是银行放开对民营资本的准入，这样民营资本会以市场化的高利率吸收存款，如此既能吸回流动性资金，又能给予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带来真正的约束。
    第四，我们还应该警惕行政型通货膨胀和垄断型价格上涨。比如石油，现在的国际油价并没有2008年高，可是国内成品油价格却比那时候要高出不少，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燃油税的问题、多少是所谓暴利税的问题，又有多少是垄断企业借优势地位垄断定价的问题呢？再比如电价，电厂亏损的根本原因是上网电价偏低，而不是居民零售电价的问题，电厂的成本利润还相对透明，可是中间抽成赚大钱的垄断电网是不是伤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这种情况下，贸然调高电价和以阶梯电价之名提高电价都会推高物价。类似的，银行、民航、公路、土地一级开发等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注意到因为垄断国企都处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其任何涨价行为都会对整体物价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因此这种涨价必须慎之又慎。相反，我认为在必要情况下，应该让部分垄断企业适当亏损，以此补贴老百姓。针对这一点，北京就做得比较好。北京推出了交通补贴，王岐山任北京市市长时压低了公交价格，把补贴从20亿元增加到40亿元。现在就这个政策每年的补贴有100亿元。这样既能引导老百姓出门多采用公共交通，缓解交通压力，又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看到我们三个人的理论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矛盾。我再把脉络理一下，2007—2008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外因驱动，而央行没有从源头处理，错失改革良机；积攒下来的20万亿元存底，乘上杠杆效应，烧起了2010—2011年的通货膨胀。而无论是高铁还是基建的热情本来应该至少提前6个月熄灭的，可惜迟疑了。当然，我们能体会到货币当局的苦心，毕竟中国的统计数据基础如此不堪，中国的货币政策决策体系如此特殊，美联储有格林斯潘尚且会犯错，我们也不必对自己的货币当局过分苛责。
    但是，留下来的残局才是最难收拾的，现在因为害怕通胀抬头所以不敢放松信贷，结果经济萎靡不振。可是经济下滑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恶化，所以又得想办法宽松货币。更不幸的是，人口红利已经没了，未来中长期我们要持续面对内生压力带来的通货膨胀。因此，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我必须再次发出我的警告：中国经济在未来的中长期都摆脱不掉通胀这个瘟神，地方政府这种重投资、重税收的GDP主义一日不改，中国就无法摆脱通胀的魔咒，我们千万不要看着通胀落了一点就又跃跃欲试放开货币闸口。这就像一个有肺炎的病人，别以为感冒好了、高烧退了，病就痊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