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少文：“稳增长”背后的结构隐忧

    一场难以避免的“阵痛”正在进行时。
    从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保增长”到2012年经济下滑形势下的“稳增长”，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大幅度的摇摆，但在内外综合因素的困扰之下，很大程度上，宏观决策更像是在与这难以避免到来的经济转型相对抗，在高增长时期形成的经济结构在一轮又一轮的政策“保驾”下形成高强度的路径依赖，尽显转身之难。
    保增长还是调结构，是中国政经格局中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如今，这样的矛盾与冲突在经济下滑的形势下，越来越难以掩盖。
    外贸的转折点？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企业主程丰原的感受似乎与宏观数据不太吻合，“今年前5个月的出口情况整个行业都不太理想，比2008年底的时候稍微好一点，估计接下来的7、8月情况会好一些。”他说。他的装饰材料公司是中国大陆外销规模最大的窗帘生产企业之一。
    但来自海关的数据显示，5月的出口数据一举摆脱前4个月的低迷状况，出口同比增长15.3%，远超4月4.9%的增幅。
    “这不仅大大出乎很多分析师的预测，和我接触的港口企业的反映也不太相符。”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办公室高级经理赵庆明对本刊记者说。
    2011年，5月比4月出口额增加了20亿美元，但今年的5月比4月增加额则达到了178.9亿美元，为近7年来最高增幅。“季度性因素影响应该没那么大，美国光伏产业反倾销初裁的结果可能会有些影响，但光伏出口的比例没有那么大。”赵庆明对此表示困惑。
    来自企业“拖了宏观数据后腿”的反映说明，外需市场远未到回暖之时。在许多行业，虽然出口在逐步转向新兴国家市场，但外贸的萧条期依然在延续。
    这个“萧条期”实际已经延续了一段时间。在过去的4年中，招工难、成本上涨、外需下滑，众多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程丰原的工厂正在不断萎缩，员工从最多时的3000多人缩到现在只有400多人。
    在5月8日结束的中国最大的外贸展览会广交会上，出口订单比一年前缩水2.2%，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该数据的首次下降。
    在中国的一个大制造基地东莞，虎门镇的服装出口已经从2005年之前年均20%的增速，回落到如今5%~8%的增速，出口的利润也越来越微薄。“以前平均有20%左右的毛利，现在也就8%~9%了。”从事服装出口贸易的经理范晓濛说。
    出口的惨淡给沿海那些经济重镇的整体经济数据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深圳和东莞，外贸依存度都超过了200%。在深圳，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8%，比全国低2.3个百分点，为深圳特区成立以来的历史新低。在东莞，一季度GDP仅增长1.3%，在广东21个地市中垫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1.6%，为广东唯一负增长城市。
    事实上，这样的变化是逐步累积的，2011年，中国外贸出口虽然比2010年总量增加了20.3%，但对GDP的贡献却是负5.8%，今年的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更深远的变化其实早已发生，在招工难、原材料涨价、环保标准提升等因素影响之下，早在2006年，在深圳、东莞等地，就出现了加工制造企业大规模外迁的事实，这也是导致今年一季度在出口数据统计上，内地省份出口增长普遍高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重要原因。
    但随着内地省份最低工资标准的普遍提升，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普遍的招工难，中国低端加工制造业的在沿海地区的黄金时期已很难再复制。
    转结构之惑
    在国家的宏观层面以及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中，那些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流失与死亡正是中国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过程需要的，这是“腾笼换鸟”的必须。
    但在程丰原看来，在制造业的链条上，政府所鼓励的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都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比如，广州企业对口的产业转移地区是广东梅州，但他不太愿意转，“隐性成本比较高，营商环境不太好，虽然可能招工好招一些，成本低一点，但可能不足以弥补损失。”他对记者说。
    而所谓产业转型的含义，既包括向产业高端的转型，也包括对内需市场的开拓，但国内外两个不同体系的市场开发，对企业的战略和管理能力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转型的成本也是巨大的，海外市场成功转型国内市场者，寥寥无几。
    对于地区经济发展而言，这些地区虽然产业外迁一直在进行，地方政府也强调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必要性，但面临的问题却是“旧的转出去了，新的没有成长起来”。
    这样的困惑和大环境是几乎一致的，在传统行业，正在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钢铁、电解铝、水泥、煤化工等粗放型传统行业近两年来一直处于产能过剩和亏损的状况，尽管在2008年之时，政府曾经极力推动产业振兴计划，但事实已然证明，这并无济于事。在这些传统行业，投资机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少。
    “像我们这种行业，几乎已经很少有新的投资机会了，慢慢地在萎缩。”程丰原对记者说。
    而吊诡的是，在诸多政府鼓励转型的新兴产业中，同样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困境，尤以新能源产业为甚，光伏产业、风电设备，同样面临着投资过剩和企业大面积亏损，光伏产业还遭受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反倾销威胁。新能源汽车一哄而上的恶果也正在呈现，市场眼下依然暗淡，大量的产业补贴资金被低效浪费。
    这种企业转型的痛苦，既是中国经济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也在考验政府能否忍受经济短暂下滑所带来的煎熬。
    “增长速度快一点或者慢一点，不必过分在意，现在的速度放缓，其实就是调结构所引起的一部分，要想真正落实结构调整，就得适当地放弃增长速度。”深圳大学中国特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钟坚对记者说。
    深圳正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2012年一季度，深圳GDP增长仅有5.8%，比全国低2.3个百分点，为深圳特区成立以来的历史新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进出口等各项经济指标都出现了负增长。这比2008年更差，2008年深圳的GDP增长速度超过了12%。
    “在深圳这个地方，造成一季度数据难看的原因，一是外需依赖比较重，二是消费难以振兴，三是房地产开发已面临着无地可用的局面。”钟坚认为。在这个移民城市，有着1300多万常住人口，却仅有不到300万的户籍人口，户籍制度的畸型和高房价影响了外来人口的买房、置业等一系列的消费行为，“没有办法留住外来务工人员的消费，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振兴消费。”
    这也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重点，中国政府近年一直在试图鼓励消费，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发动机，但消费的增长是缓慢的。大量的外来人口聚集于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的沿海城市，但由于户籍制度、社保制度等的羁绊，造成了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压抑了有效需求。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