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勇：“过渡性体制”能够定型成体制吗？

    【导读】“权力＋市场”过渡性体制造成的“经济机制”，决定了企业主要不是通过技术创新去获取超额利润，而是千方百计通过占有或垄断经济资源去分享垄断利润。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强劲增长中，这一重大缺陷，被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以及其中三因素的巨大推动作用所弥补所掩盖，这使许多人只见经济成就而不见制度缺陷，因而沾沾自喜。随着三因素作用相继失效，过渡性体制弊端日益凸现。目前，它已经不能继续通过粗放式重复建设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深化改革是唯一正确选择。
    学者孙立平已经论述过，有些人想要改革停下来，他们想把现在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成一个体制，即所谓“中国模式”。[①]问题是，改革进行到半道上所形成的“过渡性体制”能够定型成体制吗？本文想从经济体制的角度予以回答。
    我国现行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吴敬链称之为命令经济甚为深刻）改革而来，这一改革最大的成绩是，对外开放，对内进行市场化改革，并最后引入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既有改革完全没有触动原有官僚体制及其权力构架，反而给权力与资本结合留下了足够大的空间，结果造成了缺乏制衡的权力与唯利是图的资本相结合，并由此而形成了如今“权力＋市场”过渡性体制。
    将这里的“市场”说成是“市场经济”实在很勉强。不过，在一定语境下也可以将其说成“市场经济”，但它只是类似于西方1930年代以前的“原始市场经济”，马克思曾批评它“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②]。我们的“原始市场经济”与西方“原始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是，西方当初信奉“政府不干预经济”，以便让大大小小的私人经济自由竞争，蓬勃发展；在我国，“权力”固守它认为不能退让的所有领域，只在有限范围内开放市场，且竭力限止真实市场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限止民间经济[③]的发展。比如，将民间金融界定为“非法集资”并严加打击（动辄判处死刑）就是一例。这类似于清末的“官办和官督商办”经济。我国近代史专家评论说，它们的“垄断只是针对纯粹私营企业。封建官僚对外国资本无可奈何，却总是想阻止民族资本的自由发展。……纯粹私营的工商业不但逃不了苛重的官税，而且还难免遭到层层官僚的勒索”。[④]
    这种格局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权力”垄断了它想垄断的一切领域，并依靠权力垄断取得垄断利益，二是民间经济没有发育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市场经济的许多关系其性质的重要特质都没有在我国形成，我国所谓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空有其名。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演变成了“内部人”（尤其是企业高管）牟利的工具，他们不在乎自己所在企业有没有经济效率，甚至也不在乎企业盈不盈利，他们只是利用“国有企业”这个“工具”，利用官方给予国企的种种特许权（如垄断行业资源、廉价使用土地、低税率使用自然资源、低利率贷款并享受财政补贴等等），主要在经营过程中谋取利益（注意，不是在经营盈利结算后分享利润），而且往往不计经济后果。例如，国企虽然亏损，但高管早已赚得盆满钵满；国企拿了“4万亿”后，竟然不顾宏观经济大局，不计后果地争“地王”。
    民间经济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有“门路”有“办法”的找官方背景，寻求庇护，甚至自甘堕落，官商勾结，沦为官僚的附庸；没“门路”没“办法”的只好在“苛重官税”和“层层官僚的勒索”中艰难求生。
    企业的性质和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企业的行为方式。扭曲的经济体制必然“生”出扭曲的企业，并扭曲企业行为。
    本来，在正常或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企业规范经营（不搞邪门歪道）且能够在一个行业站住脚（反之则被该行业淘汰），它就可以大致获得该行业的平均利润；若一个行业的平均利润高于其它行业，就会吸引行业外资本进入，该行业平均利润随之下降，直到与其它行业平均利润持平为止；若企业想要得到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企业就得技术创新，利用新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期（其它资本无法进入）获取超额利润。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追逐超额利润，一方面促进了自己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又推动了社会的技术进步，进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进步。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和机制，也是市场经济之所以被全世界主要国家所信奉所遵循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如果有企业搞邪门歪道，制作假冒伪劣产品，那它就是自掘坟墓，因为一旦有消费者、媒体或者质检部门曝光，它就会被淘汰出局。所以，欲长期做企业的，绝对不会去冒这个险。只有极少数低素质“冒险家”，想一获利就“跑路”，才会去干这种被人不齿的营生。那里的社会道德和法律环境，决定了这种假冒伪劣的营生不可能形成“窝案”，更不会有地方政府为了寻租或税收去保护它们。
    然而，我国的现实经济不可能形成这样的市场机制，因为扭曲的“权力＋市场”体制严重扭曲了企业行为。
    在我国，绝大多数经济资源不是由市场配置，而是由“权力”配置。所有企业都懂得，在这种制度条件下，有官方背景或关系就能够赚钱并赚大钱。由于有官方背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权力”的化身），国有企业的“经营”重点不是盈利，更不是通过技术创新去获取超额利润，而是争取更多地占有稀缺经济资源，最高境界是通过垄断经济资源去获取垄断高额利润[⑤]。比如，我国国有银行因高度金融垄断，目前利润率远高于实体经济，以至于赚钱太多的银行高管都“不好意思”公布业绩[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储蓄长期负利率）
    在这里，民间经济实际上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谋求官方庇护（本质上是引进官方或官员“参股”，尤其是后者），以求分享一些经济资源利益。资源性企业（如煤炭矿山企业）最为典型。二是“攀官”无缘，只能任“官”宰割（这是无路可走的无奈选择）。更严重的问题是，民间经济随时可能受官方政策波动影响而覆灭，就算是前一类民企亦不能幸免。比如，官方会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改变配置资源的原则（例如由“准入”变为“不准入”）。这种没有约束甚至也没有“章法”的原则或规则改变，往往意味着大量民间经济的覆灭和民间财富的湮灭。
    很明显，“权力＋市场”过渡性体制是改革走到半道上的产物，当然，也可以认为它是“权力”“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产物，但无论如何，由这一“过渡性体制”以及由它所决定的上述“经济机制”，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可持续”的性质。仅仅20多年，它就在我们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都积累起海量社会矛盾就是明证。
    在表面上，上述“过渡性体制”及其“经济机制”在最近20年造就了我国巨大的经济成就，例如，我国GDP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历史性地进入世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这都有目共睹，举世瞩目），但是，这些经济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过渡性体制的功绩是通过改革开放成功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这其中有三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迄今为止的经济体制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效应，二是不发达经济体经济起飞都会具有的有利经济条件（如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和一定的经济发展空间，三是有利的国际环境有助于我国引进外资，并获得一些国际资本愿意出让的易于采纳的技术。
    这三因素对我国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在客观上弥补了我国过渡性体制缺陷，并在其能够发挥作用的有效空间和有效时间内，迅速推动我国经济连续迈上几个台阶。与此同时，三因素的巨大推动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我国过渡性体制的严重缺陷，使那些缺乏理论根基（或价值取向偏斜）的人几乎看不到（或故意不看）我们的制度弊端，因而沾沾自喜。
    遗憾的是，上述历史性机遇具有不可持续亦不可重复的特点，即上述三因素都不能重复“使用”。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效益已经消失，改革的“帕累托改进”已经用完；土地等等资源都已经不再廉价，劳动力价格也已经上了台阶；易于采纳的二、三流技术已经造成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不可能继续推动我国经济上台阶，甚至也难以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继续通过引进人家的先进技术以提升经济质量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这真像童话故事里的情节，主人公偶遇仙人，仙人交给他三件宝物，但每件宝物均用一次后失效。
    因此，很难想像，作为一种过渡性体制，“权力＋市场”体制能够继续通过粗放式简单重复建设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增长；同样，也很难想像，企业主要不是通过技术创新去获取超额利润，而是千方百计通过占有或垄断经济资源去分享垄断利润的“经济机制”，能够有效阻止利益集团继续做大，能够有效遏制贫富悬殊日益加剧，能够为全体国民带来“共同富裕”的福祉。
    结论是，我国的渐进式改革需要继续深化下去。那种将改革“停下来并弄成体制”的想法虽然很现实[⑦]，但却一厢情愿。著名学者吴敬琏对此说得很清楚，他说，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既包含有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含有旧的命令经济传统东西，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也可以退回到命令经济，甚至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的过渡性体制。[⑧]
    “吴市场”是正确的，中国改革是停不来的，不进则退，没有中间道路。2012年4月26日修订 来源: 中国改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