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市场化”该休矣

    面对目前中国诸多问题，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市场化”者主张进一步市场化才是正路，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
    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仅仅能涉及的，主要是经济交易层面，市场能提高效率的范围，也主要反映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领域，靠市场的办法，显然是不行的。政治，是需要权力的制衡，更多是需要民主化来解决问题的。另外，市场也解决不了文化领域中的问题。文化的本质是神圣，而市场化，更多是世俗化，所以，对待文化建设，就需要想别的办法，用市场化解决文化问题，就需要高度谨慎。另外，就经济领域本身，靠市场手段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也会遇到许多限制。如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就是市场无法有效解决的。再比如，垄断问题，靠市场也无能为力。还有信息不对称、贫富差距等问题，都需要市场以外的手段来解决。
    在发展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大力提倡市场化，是对的。因为当时计划经济统治一切，让市场进入经济，有巨大意义。但在今天，我们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已不是需要进一步市场化的问题，而是不公平、腐败、诚信缺乏等问题。对待不公平，我们客观需要国家加大调控的力度。对待腐败，我们需要民主化，而不是市场化。比如行政审批制度，有些人主张应减少，更多让市场去解决。这里固然减少行政审批可以有效减少腐败，但另一方面，市场的无序程度也会增加，这等于将一个问题换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所以，对待行政审批，我们应更多通过加强监督管理和权力制衡方式来解决，而不是一味交市场。在诚信缺乏的情况下，越市场化，就越无序化。
    市场化若没有其它改革配套，市场化也很难深入。比如，市场化，若没有政治的民主化，就可能导致权贵市场经济。因为权力所有者会利用权力资源进入市场交换。另外，市场化若没有诚信和法治化，市场化就是坑蒙拐骗的泛滥。还有，市场化也需要文化的神圣化，否则，市场化就是人的物质化和肉体的堕落化。所以，市场化也要注意适度推进，要注意与其它改革的配套进行。
    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能完全归功于市场化。有些同志总是在不同场合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市场化的成就，这种说法也欠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综合推进的结果。首先，应归功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发展战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国家取得经济发展成就的前提。其次，高考制度的恢复以及国家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这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再次，国家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就不能主要归功于市场化。因为市场在社会事业领域，其作用是有限的。国家在社会事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应主要归功于国家管理和调控。
    目前，中国的改革，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推进。笔者认为，总体应当是，政治向右，经济向左，文化向上。
    政治向右，就是在政治层面，要更多提倡民主化。而中国的民主化，必须要符合中国的国情，要走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模式。在民主制度设计上，要尽可能采取协商和公开讨论的形式，要尽可能让各个利益群体都有自己利益表达的渠道。同时，民主化的速度也不能太急，要跟其它改革配套协调进行。
    经济向左，就是要发挥公有制的优势，要进一步壮大国有经济，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力度。对待国有经济，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经济意义，更要看到它的社会意义。这里，有些同志主张今后几年国有经济私有化是主要任务。问题是，私有化，能否有效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能否有效解决诚信缺乏问题？能否有效解决市场无序问题？能否有效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看，私有化并不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些问题。马克思对私有化的弊病早就有深刻揭露，在这一点上，我们应佩服马克思不愧是一位大思想家。私有化只是将追逐金钱的主体从一部分人变为另一部人，将一个方面的问题换成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目前，资本主义国家面对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也在大都反思私有化问题。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开始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思想。当然，我们也不完全反对私有化，只是要提倡适度的私有化。在一些领域，我们也看到，私有化确实是有效率的。另外，我们提倡壮大国有经济，为了防止腐败和垄断问题，也必须要同时推进国有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另外，就是国家要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实现按劳分配或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在分配领域，要通过税收、法律、计划等多种手段进行控制。另外，在经济管理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要真正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文化向上，就是要建设文化的神圣性。中国文化本质更多具有世俗性。建设文化的神圣性，就需要对这种世俗文化进行改造。
    目前，虽然中国的改革需要总体推进，但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文化的向上升，可先行一步。因为政治改革，往往需要啃硬骨头，往往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尤其在利益格局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改革的难度会更大。而文化改革，则相对阻力较少，而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却是持久的。所以，从长远看，从文化建设开始，也不失为是一条有效途径，看似慢，实则快。
    目前，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面子、血缘、权力三点构成的三角形，成了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文化陷阱。在这个文化陷阱里，潜规则成了主要的游戏规则。文化革命就是要打破由面子、血缘、权力三点构成的牢固三角形。
    这里的文化革命，不是以前的十年文革的重复。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实质是旧文化对新社会的破坏，是旧文化差点革了新社会的命。这里提倡的文化革命，不是搞群众运动，不是搞阶级斗争，主要是要改造旧文化，要打破由面子、血缘、权力三点构成的三角形。
    打破旧文化均衡，革旧文化的命，建设新文化，这新文化的三个支点是：诚信、理性、敬畏。没有诚信，就没有道德。诚信是最基本的道德。没有理性，就没有科学。科学精神实质就是理性精神。没有敬畏，社会就是丛林。因为人类没有敬畏，人类就避免不了自大和自狂，人类的自然性就得不到有效约束。诚信、理性、敬畏三点构成了社会长久发展的稳固三角。有诚信、理性、敬畏，法治化、民主化、市场化，就是健康的，就是长久的。
    打破旧文化的三角均衡，建设新文化的三角均衡，需要硬手段。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而价值观的变化往往是最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经济系统最活跃的因素，而意识形态的变革却相对滞后。西方也有关于文化变革滞后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认为，有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有的部分变化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差距、错位，由此产生问题。该理论认为，一般来说，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就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它的各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也不一致，一般来说总是制度首先变迁或变迁速度较快，其次是风俗、民德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的变迁。
    建设新文化，手段如何硬？第一，行政管理要硬。第二，法律制裁要硬。要对一些不文明和不道德的行为要考虑进行立法制裁，比如见死不救等。另外，对一些不良习俗，如婚丧嫁娶中的陈规陋习，国家也应加大法律规范的力度，不能任其自然。潜规则往往就是在这些陈规陋习中滋生和繁衍的。要对学术界的抄袭等行为也要尽可能加强法律方面的制裁力度，不能仅仅停留在行政管理层面。第三，社会舆论要硬。文化建设是一个需要全民参与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事。因为文化建设的目标最终是要让全民或大部分人的习俗和价值观发生改变，若没有全民参与，要实现文化建设的目标就难上加难。所以，在文化建设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应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舆论环境，对一些不好的现象要形成痛打过街老鼠的局面。在社会舆论建设方面，媒体要发挥好的作用，要建设阳光媒体。媒体要多报道好人好事，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不能误导。要对已经发现的不良现象，要立即进行处理，对拖延不处理者，要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要建设新文化，也需要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改革，就是对不合理的制度要进一步进行改革；开放，就是要有更大的气魄和胸怀，要勇于吸收世界一切优秀和积极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国发展需要大智慧、大视野、大气魄，大胸怀，这样发展才能真正进入大天地、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