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劳动”的中国故事

    茅于轼先生获得“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后，得到了很多人的祝贺，奖项中的“自由”二字也引致了不少非议。《环球时报》的单立人主要着眼于“自由”二字的政治意味，批评茅先生有可能让中国成为一辆“制动失灵的危险卡车”，而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涌则针对茅先生说过的“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这句话，展开批评——从托利党到辉格党，到亚当•斯密到加州学派，从“光荣革命”到“工业革命”，洋洋洒洒，历史知识跃然纸面，追溯自由和市场的历史渊源，批评茅于轼先生不但背离了自由主义的精神，还把觉得市场存在不公的人们推向了左的一面。
    劳动、财富这些概念，追本溯源，可以从什么叫财富、什么叫劳动谈起，不但是经济学问题，甚至可以是哲学问题。笔者认为，薛涌教授简单地把学术问题演变为立场问题，用形而上的、孤立的学术方法去审视茅于轼先生的言论，这是非常偏颇的。茅于轼先生80多岁了，经历过中国近百年来的巨大变化，谈得更多的是思想，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有感而发。不过精彩的是，恰好是薛涌教授批判的这句话，如果放在中国60年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中去思考，不但能证明薛涌教授的偏颇之处，而且能阐明茅于轼先生无愧于“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这份荣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他的学术著作《贫困与饥荒》中，谈到了这样的观点，在市场经济中，人有各种的经济权利，其中最基本的劳动相关权利可以分三个形态：第一个阶段，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劳动；第二个阶段，有权利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生产；第三个阶段，有权利交换自己的劳动；后两个阶段分别是劳动的生产阶段和交易阶段，而生产、交易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形式，正是商业。
    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劳动的权利，中国人缺乏的是拥有自己劳动，以自己劳动生产，并平等、公正地交易自己劳动的权利。这种劳动权利受到侵害，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主要有两类形式：
    第一类，不能拥有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被国家所全部占有，这种占有不仅体现在劳动上，甚至体现在劳动力上，体现在人身依附上。在残酷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的阶段，不但不允许“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为基础的生产，甚至不允许人们拥有自己的劳动。人民公社中的社员、集体农庄中的农民、大锅饭中的工人、五七干校中的犯人，他们不是没有劳动权，而是没有为自己而劳动的权利，更别提以自己劳动进行生产、交易的权利。自留地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手工制品也无自由市场可进行交换，养鸡下蛋换盐巴也不被许可。
    当人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劳动，所有劳动必须被强制性交给国家的时候，才会有劳模这种名词。劳模的本质就是：在国家剥削下，国家对被国家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政治上的补偿，并且以此激励更多的人奉献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反映了国家几乎完全占有个人劳动的状态，这就会导致个人福利的极端下降，出现灾难。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产粮大省反而受灾严重，本质上就是因为国家完全占有、分配了人的劳动，个人并无支配自己劳动和劳动产品的权利，粮食流向城市，种粮农民的遭遇却惨绝人寰。到后来实行包产到户，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劳动，拥有交换（商业）权利，自己种粮自己吃，而且还可换鸡蛋。这是伟大的进步，也立即解决了粮食问题，增加了福利和财富。
    所以，过去的“劳动光荣”的口号，是计划经济意识形态下，号召全民奉献劳动，这和辉格党所说的劳动光荣，表面看来一致，但实质上却截然不同。茅于轼先生的这句话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对片面强调“劳动光荣”并以此完全占有、调配个体劳动的批评，是一个80岁老人对历史的反思。
    除了对历史的反思，这句话还具积极、开拓性的现实意义，这和当下劳动的公平交易权遇到的另一类型的损害有关：生产线上的工人、血汗工厂的工人、写字楼里天天加班的白领，并不是没有劳动权，本质上是他们公平出卖劳动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这种侵害被总结为：低人权优势。这个优势造就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但背后却是劳动者的权利受到侵害，这种侵害源于相关法律的弱执行，源于不能结社、集会、组织独立的工会。这些都伤害了劳动者的议价权，最终伤害他们的福利和财富。茅于轼先生的话强调交易产生财富，让社会把眼光集中在公平、公正的交易劳动的权利上，能增加劳动者的福利。简单的说，对于生产线上的工人，更加“热爱”劳动、超时加班并不是改善他们处境的最好办法，而一个能维护他们劳动交易权，保障他们议价能力的制度，却能极大的改善他们的处境，显然，这对于今天的中国是具有积极的、开拓的现实意义的。
    由此可见，不说商品的交易和生产，仅仅就劳动的交易而言，个人要享受自己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增加福利，就离不开拥有自己劳动，进行生产，并公平、公正的交易！这也是辉格党“劳动至上”的暗含前提。劳动的中国故事，沉重但清晰，茅于轼先生说出“交易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的话，不但是基于他经历过中国最严酷的意识形态管束下人身不自由的阶段，也经历过放松劳动的拥有权、交易权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现在也在观察当下压抑的公民权利，更是出于责任和勇气。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改革开放中，解放生产力本质上就是解放人们对自己劳动的拥有、生产、交易权，这是人们获得更多自由的过程，是中国30年中国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的发动机！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茅于轼先生的话，就会发现，这些话既暗合三十年来中国发展源于自由的本质，也证明了薛涌教授的偏颇之处，又和茅于轼先生的种种身体力行一起，恰如其分地与“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相益得彰。这些话语的历史反思意义和现实开拓意义，不但不会让中国成为一个“失去刹车的危险卡车”，反而正是中国这辆卡车前进的发动机，也是防止卡车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上坡路上不滑坡的制动器。
    现在左派思想泛起，表面上是因市场不公正而产生的，而实际上还是出于大众对市场的误解。茅于轼说的很多话，本是市场经济的常识。但是，当市场经济仅仅作为一个工具以救党而存在的时候，在作为中国人思想的最大来源之一的政治思想教科书中，却充满了无数和市场经济相矛盾的意识形态灌输。于是，市场经济的简单常识自然变成了“雷人”，仇富、大政府崇拜思想皆出于此。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市场不公平加大，极左势力不断鼓噪的时候，正本清源地向大众阐述市场、自由、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讨好、要冒遭唾骂的风险的，如果没有使命感、勇气和良知，是说不出来的。茅于轼先生的言论和大众接受的教科书之间的截然不同，导致了大众的“雷人”之感。这个“雷人”的空间，正是任何有良知的学人应该一起努力弥合的，而不是反过来用“雷人”做理由，抓住其中一点，不及其余，不考虑中国的大背景，不考虑中国的历史，孤立的去批评。
    薛涌教授是搞历史的，本该极具历史视角，应该动态地、联系地、整体地去观察茅于轼先生言论的历史反思意义和现实开拓意义。但遗憾的是，薛涌教授的文章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形而上地解读茅于轼先生的话，这是一种“正确的误导”。文章表面上充斥着繁花锦簇的历史考据，但实质却并不具备解读历史的正确方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