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中国减速的纠结

    超过国家吸收能力的投资增长，会让投资的效益快速恶化，进而危害长期增长前景。现今在中国出现的这种迹象已很普遍。为了扭转这一趋势，适当放缓投资增长不仅必要，也是利润驱动的经济不可避免的过程。
    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时，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中国政府2012年的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5%。在全球经济依然在挣扎着复苏的时候，温家宝宣布中国增长率的大幅下降，自然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但要注意的重点是，温家宝所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政策姿态，而不是在预测经济表现。他解释说，降低增长率目标是为了“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
    投资增长能力已达极限
    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年人均收入不足5000美元，仍有许多空间可增加其资本存量。然而，投资增长率显得太高了。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资，而在于中国的吸收能力是否可以像过去10年那样容纳快速的投资增长。
    出于这样的考虑，投资率——在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超过50%，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可以作为固定投资对经济所造成压力的指标。说中国经济的投资增长能力已达到了极限，并不完全是夸张的说法。
    最近的高铁项目问题就是个例子。2003年，中国上马了第一个高铁项目。作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出台的4万亿人民币刺激项目的关键部分，高铁建设投资可谓一日千里。到2010年底，中国运营高铁网络超过8000公里，另有1万7000公里在建。相比之下，所有西方国家加起来，花了半个世纪才建造了6500公里高铁线路。如此匆忙上马，灾难在所难免。
    超过国家吸收能力的投资增长，会让投资的效益快速恶化，进而危害长期增长前景。现今在中国出现的这种迹象已很普遍。为了扭转这一趋势，适当放缓投资增长不仅必要，也是利润驱动的经济不可避免的过程。
    必须调整投资结构
    中国的投资率必须下降到一个可持续水平，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挑战是调整投资结构。多年来，房地产开发在中国的投资中独占鳌头，约占GDP的10%和总投资的25%。但更多的资源应该被配置到建设人力资本、提供公共品和促进创造力和创新的项目中。然而，调整投资结构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投资增长放缓，至少在过渡期内是如此，并因此拉低总体GDP的增长。
    过去30年来，国际贸易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是，全球市场已经无法吸收中国庞大的出口了，何况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低迷已经对出口需求造成冲击。此外，劳动成本的增加和人民币升值，也将不利于中国出口领域，造成今年GDP增速放缓。
    毫无疑问，中国需要较慢但更好的增长。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希望将GDP增长率由2011年的9.2%放缓到2012年的7.5%，同时又不想通过进一步提高已经很高的投资率来恶化增长模式，那么年投资增长就必须相等或低于7.5%。
    无需复杂的计算就可以知道，除非政府准备容忍投资率进一步攀升，否则要达到GDP增长7.5%的目标就意味着投资增长率的大幅下降。为了补偿由此产生的对GDP增长的不利冲击，在出口增长仍受全球需求萎靡不振的影响下，消费必须更快速增长，而这是难以想象的。换句话说，降低GDP增长率至7.5%而又不让中国增长模式变得更加非理性，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此，更有可能出现的2012年增长情况，是经济增长率低于2011年，但仍显著高于7.5%。相应地，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将被进一步强化，尽管速度有所放缓。不然，一个由政策引发的硬着陆就难以避免。
    事实上，如何实现增长率放缓而不导致硬着陆是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硬着陆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中国的财政状况依然坚挺，因此中国领导人不太可能冒这样的风险一根筋地“加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就算中央政府确实如此，迷信GDP又债务缠身的地方政府，虽然口头上支持总理温家宝的减速呼声，却大有可能仍然全力追求最高的增长率。这就是为何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在官方目标大幅下调的情况下，仍预测2012年的增长率将远高于8%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