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三种模式交织下的全球未来

    美国经济在次贷危机打击下一蹶不振、欧洲国家在债务危机中度日如年、新兴经济体虽尚能自保但问题逐渐积累……当这一切几乎同时发生而又相互交织时，人们不再把这些现象视作简单的经济周期问题，而是试图深入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去探求根源。
    如果我们认定这一切现象反映出来的都是结构性问题，那就说明是现有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
    当前危机是发展模式的危机。发展模式同时具有地域和全球意义，封闭性和开放性并存。发展模式虽以经济为表征，其实质是国家或地区在特定历史、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发展方向、体制结构、思维和行为方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和东亚模式等无不体现出强烈的地域和文化色彩。与此同时，优越的发展模式会产生“外溢”效应，成为落后国家或地区加以仿效和借鉴的榜样，因此对发展模式的探索也具有全球意义。
    与此相对应，当前的发展模式危机也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由于全球化资源配置、技术扩散和分工带来的冲击，发展模式的地域性逐渐被打破，封闭性强的发展模式会因其不能适应变化和外来竞争的压力而出现政经结构扭曲、市场配置失衡和社会体制僵化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结构性的高度相互依存将某种模式的政经结构、分工体系和配置机制“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生产消费、投入产出以及资本流向的失衡，酿成全球性的危机。
    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信奉减少政府干预、鼓励市场竞争、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在推动经济增长上能力非凡。但容易陷入市场至上、股东利益优先的自由放任状态是这种模式的先天缺陷。对金融市场的放任和缺乏监管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就是此次美国危机的直接诱因。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强调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利用税收和福利政策来实现社会与市场、增长与分配、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某种平衡，是对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的修正，但在西式民主的窠臼中这种种平衡很难把握，容易滑向因迎合“民意”而透支财政、推高福利、市场僵化和增长动力不足的深渊。欧洲债务危机中的重债国几乎都是这种社会与市场关系被政治体制扭曲而致失衡的牺牲品。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其经济活力来自于后发优势，这其中包括对各种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加以实用主义式的学习和借鉴，也包括因发展模式尚未定型而产生的、有时近乎无序的各种“化学反应”。但新兴经济体终究需要对发展模式的一些核心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要克服当前危机，就必须对当前的政经结构进行反思和改革，通过创新发展模式来适应变化。但也因此需要克服旧模式的惯性并经历改革的阵痛。毕竟对于市场力量已经做大并挟持了政府和社会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来说，资本的自由放任属性不会轻易低头。而对于实行追求效率与公正的莱茵模式国家来说，也并不都能及时甄别出假“公正”之名的惰性并拿出与“民意”对立的政治勇气来。
    在此前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对垒中，发展模式被禁锢在某种主义之中。中国的改革通过创新发展模式最终超越了“主义”的藩篱，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接才成就了今日的“中国模式”。在中国的财富积累模式上可以看到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东亚模式的影子，积极吸纳外资、开放搞活的思路也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痕迹，而注重社会和谐公正更深受莱茵模式的影响。这种解构-重组式的发展模式创新可以享受因整合成功而带来的巨大收益，也可能由于各种模式基因之间的相互排异而陷入失序和混乱。从发展模式所具有的地域、历史和文化属性来说，中国发展模式创新的核心问题是要继续优化政经结构、减少排异现象，在之前的整合优势基础上创造出内生型的发展模式。
    现在，社会发展对主流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中国模式仍未成型，各国未来如何探究，依旧是一个谜团。
    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