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城市化驶入危险区域

    一旦越过城乡对比的临界点，就意味着城市化的目标，就应当从经济发展转向社会稳定——稳定将成为比发展更硬的道理。稳定不是慢发展，更不是不发展。而是要转移发展的重心——从民生服从发展，转向发展保障民生……
    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而言，2011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水平即将达到50%。这意味着，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已经从近岸驶入深海。
    几乎所有跨越这一阶段的国家，都经过了痛苦的社会动荡甚全球冲突（如1848年革命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在这一阶段，利益格局急剧调整，社会阶层剧烈分化。今年出现剧烈社会动荡的北非地区，城市化水平恰好也是49%。根据联合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 年，埃及城市化水平43%，苏丹40%，叙利亚56.1%。突尼斯和利比亚城市化水平虽然较高（前者67%，后者78%），但如果计算规模巨大的外籍工作人口，实际的城市化水平大体也在50%左右。
    社会稳定与否，关键看这个社会是否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利益主体。城市化水平达到50%，意味着城乡两大对立的利益集团，刚好势均力敌——城市已经大到无法继续从农村汲取利益来维持运转，而农村却还没有小到可以依靠城市反哺生存。此时，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不会满足“大多数人”的偏好。因为这个“大多数”在社会上根本不存在——满足一半人的政策，必定会牺牲另一半利益。
    一旦越过城乡对比的临界点，就意味着城市化的目标，就应当从经济发展转向社会稳定——稳定将成为比发展更硬的道理。稳定不是慢发展，更不是不发展。而是要转移发展的重心——从民生服从发展，转向发展保障民生。
    “有恒产者有恒心”。社会中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比重，决定了一个社会是稳定还是动荡。有产者若想实现其财产的价值（无论劳动力还是不动产），都必须与社会有长期契约。这就意味着，如果城市大部分居民都是有产者（或者说“中产阶级”），社会稳定就拥有了强大的基础。
    所谓“财产”，就是指在现有社会中获得稳定收益能力。对有产者而言，社会动荡的风险大于收益，因此，所有社会的有产阶级都倾向稳定而厌恶革命；而对无产者而言，社会动荡的预期损失小于预期收益，因此，无产者（特别是那些对在现有制度内改善生存状态感到绝望的无产者）倾向于通过社会动荡改进自己的社会地位。
    传统的社会里，农民有稳定的财产——土地；在现代社会里，市民也有稳定的财产——不动产及劳动力。而在城市化过渡阶段，往往会产生大量在城乡都没有资产的“无产者”。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规模动荡，都和“流民”有关。“流民”比例越大，社会动荡就越严重。今天，在中国多数城市中，外来人口犯罪可以占到总犯罪的80%左右甚至更高。
    改革30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第二代城乡移民彻底脱离农村，成为城市的“暂住人口”。根据清华大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达2.21亿人。考虑到中国城市人口不过6亿多，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比例。清华大学的报告估计，如果中国人口流动迁移政策没有大的变化，到2050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可达3.5亿人左右。其中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再次回到农村。
    让这些“半城市化”的流动人口凝固下来，需要两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稳定的居所和持续的收入。就业和住宅，是决定一个人“有产”还是“无产”的分水岭。其中更关键的是就业。只要一个劳动力可以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而不是临时就业），就可以通过“先租后售”等制度设计，助其获得稳定的居所。做到这两点，流民就会变为居民。
    对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威胁、随时可能夺淮入海的“人口洪水”，就可以变成城市水库里宝贵的“劳动力资源”。反之，缺少这两条，即使经济发达，有所谓标准政治制度的国家，也一样会栽入社会动荡的漩涡。
    民生需求，成千上万。重要的是选择出最紧迫的需求。现在的民生项目，大部分还是为传统的城市居民的“锦上添花”。实现稳定，现有城市居民的需求固然重要，但对稳定威胁最大的，是触发社会动荡的“催化剂”——那些在城乡都没有财产的“无产者”。无产者能否快速变为有产，决定了有产者的财产是否安全。
    政策制定者必须清楚认识到，这一阶段城市化的核心问题，不是传统的农民，也不是现有的市民，而是城乡间新出现的“流民”。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础，就是如何使这些流动的半城市化人口，尽快凝固下来。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要将解决半城市化人口这一目标，置于资源分配的顶层。即使暂缓满足部分现有城市居民的需求（如私人交通、娱乐休闲、养老），也应在所不惜。
    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就业”势必成为各方争夺的最大资源。无论宏观还是微观这一目标都必须居于政策的核心。近期，中国要特别防止因打压房价导致经济全面熄火。远期，所有与就业相关的政策，都要做相应的调整。其中，教育效率的高低，对劳动力资本的形成至关重要。必须尽快将围绕升学的教育体制，改造为围绕就业的教育体制。职业教育的地位要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发展阶段不同，政策目标不同。未来十年，大国间的竞争，将不再是看谁发展的速度更快，而首先是看谁能在危机四伏的动荡年代，保持社会的稳定。就中国而言，只要实现充分就业和广覆盖的住房保障，就可以安然渡过城市化最危险的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