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重新认识中美冲突——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的博弈

    中国得到的可能就是美国失去的，美国失去的可能就是中国得到的，但是中美两国并不存在军事冲突，也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冲突，更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大国零和博弈关系，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国家化这是全球化时代最主要的矛盾，政治遵循国家逻辑，国家逻辑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追求国家的竞争力和财富最大化，控制经济发展和资本流向，以增加国家自身的权利和经济福利，所以国家逻辑决定了国家行为的自私和非利他性，决定了国家关系的对抗冲突和零和博弈的本性。经济遵循市场逻辑，市场逻辑以利润为导向，而利润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为了满足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的需求，我们必须干什么，同时利润也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哪里研发，哪里生产，哪里销售，从而使收益大于成本。无疑，市场规则这一看不见的手正在依照自己的逻辑塑造着我们的世界，并成为指导和约束各国特别是跨国公司行为的准则。那么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首先，因为国家依旧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体，所以国家逻辑依旧主导市场逻辑，只要国家存在，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永远是国家主要关心的问题。其次，国家政策特别是大国政策决定市场和经济力量在其中运作的政治关系框架。最后，经济问题最终将会升级为政治问题，由政治或军事手段得以解决，甚至不惜采取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但是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消弱了国家原有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使它们更加相互依赖,经济利益的考虑已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军事决策的一种强大力量。所以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关系是互动的，相互制约的，正是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而不是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影响并决定了当今国家之间关系和世界秩序的变化。
    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全球化打开了经济全球化这个潘多拉盒子，饥渴的资本纷纷从美国和西方涌向地球的另一半，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因为那里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与此相比，美国和西方因为发展，趋于饱和，投资回报空间越来越稀薄。在全球一体化时代，资本超越国界，把全球作为一体，对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润的最大化，从而改变了以往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模型和全球经济结构，以及导致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衰退。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是主要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它们找到了廉价生产基地，降低了运营成本，中国成为它们在全球最廉价的生产和加工基地，同时也是最大的潜在市场，成为它们全球利润的主要来源，它们不仅避免了规模缩小或破产的厄运，而且得以扩大和发展。其二，中国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和加工基地，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商品，事实上是中国人在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打工，以换取低廉的工资。其三，欧美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而可以更加专注于高端产品的研发和制造。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和西方资本和技术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这是美国和西方始料未及的。美国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输入成为中国崛起的第一推动力。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并且它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来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有望超过美国，结束美国在制造业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历史。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已达到3.2万亿美元。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与此对比，美国和西方国家由于本国资本和制造业的转移和外包，经济发展陷入停滞，首先，对于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讲，由于本国公司将生产和加工搬到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导致产业空洞化。其次，产业空洞导致美国和西方失业率急剧上升，大批中产阶级失去了工作机会，生活每况愈下。其三，由于美欧跨国公司将生产和加工搬到中国，而产品的终极目的地依然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由此导致美欧与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贸易逆差加剧，贸易赤字急剧上升。美欧国家消费越来越依然于从中国的进口。最后，美国和西方国家陷入消费型国家的困境，更多的消费和更少的生产，由此导致目前债务危机的爆发。
    显然，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衰退是建立在市场逻辑基础上全球资本和技术自由流动的结果，是对现有全球资源重新整合的结果，是互利双赢和正和博弈的产物，但另一方面由此出现的结果是不符合美国和西方国家逻辑和利益的，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显然是对美国和西方国家逻辑的挑战，正是因为这一矛盾导致美国和西方国家从全球化倡导者转变为反对者，进而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曾写到，衰退中的大国有三种战略可选择，一最激烈的做法是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排除新兴国家的经济挑战和军事威胁；二是后退到贸易保护中去，或者削弱新兴国家的经济；三是采取使本国日趋衰退的经济振兴起来的政策措施，通常受到挑战的国家是把各种战略结合起来贯彻。目前作为受到挑战的国家美国和西方国家，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正因为如此，建立在市场逻辑基础上的全球经济问题正在转变为国家逻辑基础上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问题，崛起和发展中国家与衰退中国家的矛盾正在激化，其中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美国作为目前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其全球战略目标是维护其全球第一的地位和利益，所以中国的崛起，不管是何种原因，是美国不能容忍的，为此美国在战略上正在转向和锁定亚洲和中国，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在经济上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制造贸易摩擦，硬逼人民币升值，同时在高科技领域加强与中国的竞争。对于中国来讲，美国的冷战思维和现实主义进攻战略也成为其和平崛起的主要外部威胁。
    进入21世纪，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矛盾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效益和国家雄心将是全球经济和政治的推动力，并决定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建立在市场逻辑基础上的全球化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扁平，世界正在经历从以国家为主导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深刻变化，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没有政治边境的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中美两国的冲突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之争，但是它更体现了全球化时代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的冲突，中国面临的挑战体现了全球经济要面对的所有挑战，所以中美两国的冲突如何解决不仅取决于中美两国，更将取决于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模式的建立，因为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已经无法理解中美的冲突，也无法解决中美两国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