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中国要为衰落作准备

    中国已经是个世界大国。这一不可争议的事实，向当今所有的中国人提出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挑战：怎样做大国？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历史上，从罗马帝国到大清帝国，未能有效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大国，都走向了衰亡之路。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的国家。它们如何回答，将决定两国未来的命运。
    为什么说中国是个大国？不妨看看基本的数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2008年中国的ＧＤＰ达到四万四千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十四万亿多美元）和日本（四万九千亿美元），超过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三万六千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2010年中国的ＧＤＰ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经济学家们还经常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核算ＧＤＰ，那就是购买力。对购买力的估算最简单的解释是：因为各国生活费用差距相当大，每一个美元在不同地方能买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中国因为物价相对便宜，十美元能买的东西比在美国用同样十美元能买的东西要多。如果按照货币在各国的这种实际购买力来估算，ＧＤＰ就会重新排座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这种方法估算的结果是：2008年美国ＧＤＰ以同样的十四万亿多美元排名第一；中国则以将近八万亿排名第二；百物腾贵的日本，ＧＤＰ总量仅为四万三千亿，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屈居第三；印度则以三万两千多亿上升到第四（在以美元面值计的常规ＧＤＰ榜上仅排名第十二），德国以不到三万亿跌到第五。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领先于印度，在未来十年，美国和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有经济影响的大国。当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许多经济学家的预言：再过三十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这些统计数字和理性的预期来看，已经没有人能说中国不是个大国。
    但是，统计数字还揭示了另外一面。中国成为大国，主要在于中国有十三亿国民所构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口，并不说明中国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准。庞大的经济总量被十三亿一除，一下子就变得很不足观了。再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以美元面值计，2008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为三千三百多一点，在179个被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04位，如果以购买力估算，则以不到六千美元排在194个被统计国家和地区的第100位。连萨尔瓦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纳米比亚、安哥拉等等听起来很落后的国家，也排在中国之前。这就形成了我所谓的“大国小民”综合症：经济总量的壮大使许多中国人有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大国意识，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应该有相当的发言权，甚至可以“摆摆大”。但是，真正落实到个人层面，大部分中国人则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自己还属于世界上贫困的一族，经济力量甚至还不如被人看不上眼的非洲、拉美一些小国的国民。更何况，中国的发展是经济改革优先，政治改革滞后，小民百姓的基本权利还没有得到充满保障，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渠道，让普通公民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务有足够的发言权、参与公共决策。大家不仅是经济贫民，而且是政治小民。大国意识的膨胀和这种小民的无助感相互撞击、冲突，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挫折。所谓“中国不高兴”的口号一呼百应，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遗憾的是，以“不高兴”的心态是很难当大国的。人在“不高兴”时作出的决定经常是基于情绪（而且多是恶劣的情绪）而非理性。这种决定的错误性自然导致更“不高兴”的结局，并接着触发下一轮的“不高兴”。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不高兴”就会演化为压抑、愤怒、疯狂… 具体而言，“不高兴”的民族主义心态强调的是大国“应有的地位”，把个人层面的挫折感归结为国家的国际地位被低估、归结为外国亏待了自己，进而激发极端的排外、仇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忽视了这种挫折感的根源其实还在于“小民”、“贫民”的现实，在于我们国家自身的原因。这是典型的通过对外发泄而躲避自己问题的弱国心态，和大国的地位很难共存。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不久前，国内有一股强劲的“航母热”，甚至掀起了民间捐款造航母的运动。在中新网论坛“中国造航母，你是否会捐款”的调查中，近万名网友投票和参与讨论，超过八成网友表示愿意捐款。其中，77.53％的网友表示愿意无条件捐款，只因自己是个爱国者，8.15％的网友表示愿意捐款，但会量力而行。有网友留言说，“只要中国建造航母，我愿意捐出一个月工资”，更有网友表示“愿意捐出一年的工资，以支持建造航母”。
    我看到这种现象，心中不免吃了一惊。首先，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拥有强大的财政机器，能够有效地支付国家的种种职能、特别是国防职能。靠民间捐款维持军力，往往是国家贫弱或破产的症侯。这种破产国家本应与中国当今的国力相差十万八千里。“航母热”的导火索，是最近的南海海域争端。中国是世界上领土第三大的国家，有漫长的边疆，加上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开始得晚，和邻国之间在边界上的历史遗留问题自然比较多。但是，这和国家安全受到巨大威胁完全是两回事。作为大国，处理这些事务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大可不必抱着半殖民地的心态，动不动就觉得别人要来瓜分自己。在南海和中国有海域争议或潜在争议的诸国，最大印度尼西亚，ＧＤＰ不过五千多亿美元，相待于中国的八分之一；马来西亚不过是两千多亿美元的ＧＤＰ，不足中国的二十分之一，甚至远远顶不上一个广东；菲律宾一千六百多亿，越南不足九百亿，加起来也不过中国的四分之一。和这些国家有一点小争端，如果换上老挝、柬埔寨，也许会演成举国动员的危机。中国这么一个世界大国犯得上吗？这种心态，是属于大国还是小国呢？更不用说，近些年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军事战略讨论中都特别强调航母这种大型战争机器的过时性，无法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战争。大家倾注资源发展灵活快捷的高技术小型武器，如无人驾驶飞机等等。可见即使真有国家安全问题，航母也未必是个良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大国小民”需要的未必是真正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而是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要解决的是高不高兴的问题。航母规模巨大，有威风，更象个大国宣言。这是“航母热”的重要根源。
    中国是否要建航母，还是留给有关决策部分审慎考虑。但“航母热”帮助我们揭示出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这种“不高兴”会导致更“不高兴”。大国当然有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妨问一问：作为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不管你生活在北京、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还是甘肃、贵州等落后的内陆地区，你最大的不安全感从哪里来？究竟是外国军队入侵、自己马上成为亡国奴？还是生了病去不起医院、干活拿不到工钱、下矿井一去不归、退休后丧失了生活来源、或者房子被人强制拆迁？
    本书写作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认为后者才是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最大、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本书所讨论的，也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深信，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才能高高兴兴地做大国。
    本书虽然叫“怎么做大国”。但大国仅是一个背景，一个生活场景。书的核心是人，是中国人的生活。在讲到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时，我要探讨的是这究竟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离开了人，经济总量在世界排第几并不重要。三十多年后，也许中国的ＧＤＰ确实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许多人为这一远景兴奋不已，甚至“不能不看好中国”。但是，这些人往往没有意识到，在鸦片战争时，中国同样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地位，大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被美国取代。难道有人想回到那样的时代吗？
    所以，做大国不是坐在ＧＤＰ的头把交椅上自我陶醉，更不是站在这把交椅上大喊大叫“不高兴”。做大国的目的是做“大民”，让中国人生活得有保障，有尊严，有价值。
    以人为中心，自然就要讲人口。所谓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样的地位，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其实对中国而言并不新鲜。至少从宋代到清末，中国当了几百年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当了至少一千多年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则很快就会失去。到2030年，印度就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表面上，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孩子少了，被抚养人口少了，教育开支少了，中国可以全心全意地把资源投入经济建设。但代价是未来几十年的人口老化。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有个衡量人口老化速度的尺度，即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增长到14％所用的年份。法国是从1865到1980完成了这个过程，用了115年，美国将在1933-2013年间完成这一过程，共69年，日本是迄今为止衰老最快的主要发达国家之一，在1970-1996年间用了26年时间走完这一过程。中国将和日本一样，在2000-2026年期间用26年达到这样的老龄化。看看日本就明白，因为用26年走完了美国69年的过程，虽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在八十年代国民所得超过美国，但九十年代背上老龄化的负担，进入了所谓“平成不况”，经济停滞，甚至出现过负增长，2008年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ＧＤＰ仅为34,100美元，和美国（46,859美元）已经不在一个层次。美国因为出生率在发达国家中较高，又不断引进年轻的、生育率高的移民，未来几十年（特别是在老龄人口比例达到14％后）人口老化速度减缓，甚至会比中国的人口年轻。中国则在2026年六十五岁老年人达到人口的14％后和日本一样继续急速老化。日本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轨迹，自然对中国有相当的参照。
    一个老龄化的国家和一个年轻的国家自然有不同的经济战略。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强调的问题。几年前，我提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具体针对的是 周其仁先生的“衬衫经济学”和他那个“不能不看好中国”的乐观态度，实际上是对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反省。中国靠低端的制造业、靠来料加工、靠给外国公司制造衬衫鞋袜等等达到经济起飞，这在一穷二白的起步阶段本来无可厚非。特别是在拥有大量年轻廉价的劳动力时，这样的战略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相对优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起飞和一些石油国家的繁荣有着非常类似之处，那就是依靠资源发展。只不过中国的资源不是石油，而是人力，是被外国人描述为“庄稼”一样的老百姓，你只要收割就行了。但是，这些资源很快就会枯竭。计划生育的一大代成为主要劳动力后，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就消失了。一个大国的经济战略，当然要有至少二、三十年后的战略设想。
    日本经济起飞二十五年时，已经创造了一批世界级企业、世界级品牌，并把日本转化成高工资、高福利、高附加值的三高经济机器。这种建立在高技术之上的经济，每件产品赢利都比较大，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每个日本的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比较多。这样，当人口老化、劳动力供应减少后，因为每个劳动力的产值较高，就大大缓解了人口老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虽然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后，依然能够以几乎是世界最老的人口维持其经济竞争力的原因。
    中国经济起飞二十五年时，则基本没有世界级的企业和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大多只能在别人的牌子底下搞利润最低的来料加工。而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速度，和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是一样的。中国靠什么缓解日本式的老龄化冲击？如果日本以如此高附加值的经济都无法避免九十年代以来的衰退的话，等着中国的将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现在不思索就会太晚了。
    我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经济就象人一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还没有受多太多教育，经验也非常浅，但是有一身强壮的肌肉，他当然是个打工的好料子，靠扛大包能挣不少钱。但是，如果你是位负责的长辈，你就会劝说他，扛大包可以，但要适可而止，挣点钱可以去读书，日后可以避免找个更高层的工作。毕竟你不能永远这么扛下去，年纪大了就扛不动了。“衬衫经济学”则根本不考虑这个小伙子会老，于是不断给他打气：看看，你干这行比谁都好！要一直这么干下去。这是你的优势。我的基本观念是，中国的经济在十七八岁刚刚起步时可以扛大包，但必须想到五六十岁的时候该怎么办，要有以后怎么当经理或工程师的长远考虑。大概各国的情况都是如此：干粗活、端盘子打工的以年轻人为多，ＣＥＯ等等领导层，则多是更有训练和经验的四五六十岁的人。如果中国经济步入中年但还在打工，这个经济就有问题。
    我能想象“衬衫经济学”派对我的批评：打工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你要强行走高端的路，就是要刻意增强政府干预，人为地提高劳动力成本，这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去！要回答这一批评，就必须超越经济学的范畴来讨论问题。这也是我下几部分的中心。
    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流行一种“经济学原教旨主义”。仿佛一离开经济学来讨论经济问题，就是反市场经济。事实上，任何市场经济都是镶嵌在一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和道德框架中的。比如，成熟的民主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最理想的政治框架。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可以通过由选票所塑造的政治权力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由纳税人的钱所建立的公立学校体制、医疗和退休等等社会保障制度，都是政治权力介入市场经济的结果。这种介入，也保障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在文化和道德层面，西方所信奉的“信托责任”，要求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必须为他人利益考虑，甚至在许多时刻要他人利益优先。这种价值观念本是从基督教的传统而来，甚至有反市场规则的因素，但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被法律化，也成为约束和维护市场经济的重要武器。
    这也是我下面几部分要讲的问题。这里最敏感、却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框架。如今，中国的主流社会已经意识到了民主的价值，并正在摸索中国独特的民主之路。在我看来，最现实可行的路主要应该从基层走。村民自治的基层选举就是非常好的开始。市场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国家从经济领域退出开始，即所谓“放权”、“搞活”。这种国家权力的退出，应该从经济领域延伸到行政领域，让社会自己管理自己。用我的说法，就是从经济承包走向政治承包。基层自治体有效地发挥管理职能，不仅能够减轻国家的财政意识，而且还能让老百姓尝到当家作主的滋味，强化了他们的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