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贺：逃离北上广：你其实无处可逃

    二三线城市的竞争压力相比于“北上广”较小，有可能凭借自己的毕业证书和努力获得更好的前途。但有一种成功方式也不能被忽略——本地更多、更硬的关系和背景。
    自从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问世之后，国人不时便会发出“究竟是进城还是出城”的自我拷问。
    每天都有人离开北京、上海，每天也都有人走进广州、深圳，离开或者走进大城市的故事，长久以来一直在发生。当这种离开从个体升级为集体、由设想升级为潮流，大城市也就开始引起人们的质疑和责难，不再是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的“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地”，特别是当这种离开被冠以“逃离”之名。
    逃离在常人的观念中不是什么褒义词汇。中途扔掉武器调转方向往往被视为缺乏拼搏精神、没有全力以赴，但同时中国也有“战略性撤退”的讲法，如同进城和出城的矛盾一样，你无法对逃离大城市进行道义上的判断。“北上广”既是一线城市的缩写，也是压力、高房价、冷漠、不友好、疏离感等等的代名词。
    “逃离北上广”甚至在网络百科中有了专门的解释：在大城市房价疯涨、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在职场人当中兴起的思潮。根据智联招聘的调查数据，在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工作的职场人中，近八成职场人偶尔会有离开一线城市的念头，具体比例为76.2%;如果确实有就业机会，80.8%的职场人表示自己确实会去二、三线城市就业。然而八成仅是一个比例数，且这部分人表示要离开的想法是“偶尔会有”——许多人在身心俱疲的时候，都会产生“这地方太憋屈了，我真不想待下去了”的念头，多数人第二天还是必须挤着早高峰的地铁去上班。
    数据总是简单而无情，“多少毕业生或员工离开北京”的比例掩盖的可能是一个个的辛酸和无奈。对城市而言，与“逃离北上广”相关的是高房价、高压力、交通、人才、创造力等方面;对个人来说，“逃离北上广”就是一次人生选择，接下来的路可能很好，也可能更糟。
    丁星舟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意义。已过而立之年的他曾经转战过多个城市，大学毕业到广州，奋斗四年后来到北京，两年后转徙兰州，再从兰州转“逃”西安，用他自己的描述，“被击溃得体无完肤”。
    回到西安，丁星周因为经济所迫借住在表哥家。表哥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对经济窘迫的他毫不客气。寄宿不到两月，丁的实际开销远超过了租房的花费。“很简单，他对你鄙视、跟你要钱，是因为他认定你不会有发展前途。”从朋友、甚至亲人和周围的交际圈状况，基本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往高处走还是往低处流。丁星舟觉得表兄对自己的鄙视也许是准确的，虽然他尚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
    回到西安的丁星舟经历了巨大的落差。“首先，你原以为先进的工作经验，在这里完全成了一种负面的东西，‘土鳖’们不仅不觉得你在大城市的经验值得吸收，反而转过来大肆攻击你所谓的工作经验，目的就是为了让某种自卑的心理达到平衡。”
    2008年，丁星舟先在西安的一家时尚杂志工作，然后在自认为工作状态良好的情况下被突然开掉。接下来，他开始了漫长的求职之旅。自大学毕业之后，他从未经历过如此糟糕的状态，最惨的时候，身上仅有20元钱。“我坚持认为这是个难关，度过了就好了。”
    到目前为止，他在西安的朋友依然寥寥。他发现西安也在以夸张的速度变得势利、功利和冷漠无情，“你没钱，别人利用不到你，怎么会和你来往?”而且，每年从各地涌到西安来的大学毕业生也多得可怕，到处都是怯生生的面孔，他们同从一线城市回流的丁星舟不同，西安是他们跨入核心城市的第一步，他们会牢牢抓住一切机会。他们不会放过哪怕一点点机会，这种执着让丁星舟害怕，这种执着他也做不到。但无论如何，西安毕竟是个离丁星舟老家最近的大城市，生活习惯比较接近，他觉得长期扎根还是有可能的。
    个例不能代表趋势，但能从中窥视一些问题。目前，尚没有数字能证明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和白领正在从大城市四散奔逃，更没有可能证明离开了就一定会更好。二三线城市的竞争压力相比于“北上广”较小，有可能凭借自己的毕业证书和努力获得更好的前途。但有一种成功方式也不能被忽略——在地方更多更硬的关系和背景。在中国固有的关系社会系统中，一个人绝对要借助它们获取捷径。否则，在小城市的机会和前途往往更难预料。
    逃离大都市，来到中小城市，这种情怀并非始自今日，曾经有人为的是找个清静之地、闭关创作或享受生活，但它远没有成为躲避城市压力的另辟蹊径。有的人被迫离开，但可能一段时间后还要被迫回来。在城市布局、资源分配和城市扩张的大环境中，我们其实是被“城市化”所劫持的。一阵媒体、网络和群体的喧嚣之后，走的走，留的留，余下的人仍要在未来的日子做出“出城还是进城”的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