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啸虎：再谈人民币的升值问题——兼论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

    近来，中美两国相关方面已就有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问题争执得不亦乐乎。国内学界也议论纷纷。撇开某些民粹主义的情绪化的东西，将这些观点汇总和归纳一下无非是，一方说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需要升值。另一方则说人民币必须保持稳定。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有道理。前者是从中国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预期以及较大的对外贸易顺差角度说的，后者则是从人民币汇率一旦变动可能会给国内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必要的不确定性说的。这种不确定性也就是未知的风险。可是我总觉得，目前争论的各方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步入了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之中。而这一事实无疑将给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今后的实际走向产生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笔者在前不久公开发表的一篇有关人民币升值困境的文章中分析，鉴于中国的土地资产没有实现市场化和民有化，人口占比70%以上的农民没有资产性收入，中国的内需无法扩大，这必然导致劳动成本迅速上升的部分将更多地反映和附加到出口商品的价格上去，从而迅速提高了出口商品的价格，也很快削弱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从对外经贸角度看，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只能导致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快结束，从而致使人民币可能出现持续性的贬值而不是所谓的升值。这一分析结果显然出乎许多人的意外，但它确实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比如，就在前两天，也就是3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的外方主要代表时就披露说，“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中国从贸易顺差约200亿美元到今年3月贸易逆差80多亿美元”。这个事实表明，因劳动成本迅速提高而导致的中国贸易逆差终于来临了。不仅如此，我还认为，中国这种罕见的贸易逆差一经出现，估计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还将会连续出现逆差，且这种态势将呈刚性状态，难以改变，除非我们现有的已经实行多年的以出口退税为核心的外贸政策以及以紧盯美元为宗旨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出现根本性的改革和变化。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保护落后产业的外贸退税政策早就该废弃了，而与之相配套的、目前也在实行的人民币紧盯美元的汇率制度也实在太死板，既缺乏弹性，又易遭人诟病，早就不合事宜了。（为便于叙述清楚，有关外贸退税政策的分析本文将放在稍后分析，这里还是先分析一下现有的汇率制度——作者注）
    其实，当初中国选择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是发展中国家通常采用的一种做法，也是没有办法下的一种最佳选择。现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如东南亚各国和海湾国家以及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和部分中等发达国家似乎也都在这么做。这是因为在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制度瓦解后，国际上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但是与国际上某些市场化和资本化程度非常高，市场运作也非常成熟的主要货币，如美元和欧元（上世纪末后）相比，经济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货币就很难独自浮动。而我们中国，当初经济规模也不大，且正处于经济发展和转型期，市场化，特别是资本市场化的程度较低，其货币——人民币的对外浮动汇率体系的确也很难独自确立，以达致和保障经常项目收支的外部平衡。因此，选择用挂靠或盯住某一种或某几种国际主要货币的方式来确定自己本币的汇率可能是当初比较可行的一种做法。这种汇率挂靠和紧盯制度也叫联系汇率制度。
    2005年7月我国曾实行过一段时间的人民币紧盯一揽子主要货币的汇率机制，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们又回头采用紧盯美元的汇率机制。所谓紧盯美元汇率机制，也就说，自实行这个机制后，美元涨，人民币也涨；美元跌，则人民币也跌，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则在一个极小的区间内浮动。这种汇率紧盯制度属于被动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的这种被动地浮动汇率制度做法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它除了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以适应扩大对外贸易的需要外，还似乎可以通过与美元挂钩，轻松解决人民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动问题。与对美国不同，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顺差和逆差互见，即使有也差别不大，所以迄今中国与这些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并没有在汇率问题上产生多大的龃龉和争执。但是这种汇率机制的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容易被人民币紧盯住的货币——美元的所属国家——美国来评头论足、说三道四。也许美国平时还好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采取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经济体量很大的美国似乎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如果美国自己一旦也遇到什么麻烦时情况就可能会有变化，美国也有理由不高兴了。现在中美之间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美国人不高兴是因为，一方面美国自己失业率高企，它需要通过振兴制造业来解决自己大量的高达两位数的失业问题；另一方面，中美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超乎寻常比例的贸易顺（逆）差。这个顺（逆）差中美双方统计口径不一，从1000多亿美元到3000亿美元不等。但这个顺（逆）差的巨大程度却是一目了然的。虽然中国方面一再地用似乎很难辩驳的理论和事实争辩说，中国的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关系不大，即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也解决不了美国方面的贸易逆差问题，但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美国方面还是出现了很多指责中国实行汇率操控的说法并据此向中国方面施压要求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度升值。
    对此指责，中国方面也是满肚子不高兴。因为一方面，国际贸易都是遵循自愿的原则，没有人强迫你美国人做买卖的。表面上看，现在出现顺（逆）差只能表明两国在一定商品价格条件下商品需求量的少或多以及商品供给量的多或少之间存在着差别。因此，这种供需关系必然受到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成本的制约，即商品价高会压抑对其的需求，而其价低则可能刺激对其的需求。另一方面，谁都知道一国本币汇率只是一种国际贸易计算方式，它能衡量该国出口商品的价格高低，但是绝不可能脱离本国商品的价格成本而单独存在的。因此中国人总觉得，你美国人的贸易上不去，经济又出了问题，是你自己前些年嫌弃制造业易污染，太麻烦，不如资本运作赚钱更快更方便，加上美国人的消费观点又太奢侈，结果搞了个国际金融危机出来，拖累了全球经济不说，让我们中国也跟着受累，怎么还有理由来拿我人民币汇率撒气，怪我人民币汇率太低了呢？
    仔细想想，似乎也是这个理。何况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无视中国出口商品实际价格上涨而试图用施压中国升值人民币的方式来调节美国方面的贸易收支的做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过去三年里人民币的确升值了不少，但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也越来越大吗？同样的事实是，最近半年多来，人民币汇率虽然和以前一样稳定，没有升值，但中国贸易顺差却越来越小，于今年三月还将会结束已经连续了70个月（将近6年）的贸易顺差局面并破天荒出现至少8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了。由此可见，中方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一国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与其本币的汇率高低确实关系不大的吗？我揣测，这可能是温家宝总理说他对中国即将出现贸易逆差而“暗暗高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但是，这种高兴可能只是一个幽默的玩笑而已。这种贸易逆差的出现虽然可以暂时堵一下那些施压中国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人的嘴巴，但对中国而言却非好事。因为这次贸易逆差是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而导致的。这是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降低的结果。它预示着中国的对外贸易的持续性萎缩已经开始了。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外贸逆差可能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近期内这一态势很难得到扭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币近期还要升值那只会造成外贸的崩盘。那不就无异于自杀吗？
    其实平心而论，中国目前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困境主要还是自己造成的，怨不得人家。谁都知道，中国的出口商品因劳动力成本上扬而逐步走高并影响到外贸出口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可我们为了保持GDP的快速发展，对待早已问题多多的外贸就像对待社会维稳一样，总是害怕承担制度改革的风险，也总是不愿意通过制度改革扩大内需和国民的购买力以及采用转变低人权经济增长模式等方式来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们总是试图在继续坚持和保护旧有的落后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基础上，通过向许多同样技术落后的企业提供没完没了的出口退税来掩饰整个产业的落后和经济结构的失衡，以维持一个GDP所需的虚假的出口繁荣。多年来，我们发展经济的口号就是说“保增长、保出口、保就业”。在这类缺乏改革精神的保守思路指导下，我们这些年出台了很多不思进取的保守的经贸政策，以图在一个低水平上维持和扩大出口份额。出口退税制度就是其中最典型也是副作用最大的一个。
    比如据报载，自2008年8月到2009年6月仅仅在这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国政府就至少连续七次调高和放宽了出口商品的退税比例及范围。上调的退税率从3%到17%以至于很多产品全额退税不等，涉及的出口商品总共多达8000多种，占中国全部出口商品的60%以上。中国的出口退税额也十分巨大。另据媒体报道，仅2009年前5个月，中国办理出口退(免)税就高达2900亿元，同比增长23.4%。倘按此数额估算，估计中国去年全年已经办理的退税总额至少达到7000亿元人民币。如果换算成美元，那就是1000多亿美元，约占当年中国1900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一半以上。
    看了上述数据的对比，亲爱的读者，你们会产生怎样的感觉呢？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的所谓巨大的贸易顺差其实一大半都是由中国这些年不断增多的出口退税贡献出来的，而我国这两年增加的所谓巨量的外汇储备大多也不过是用出口退税的人民币交换来的而已！当然，我们还可以再换句话问道：如果这些年我们不是采取出口退税这类扩大出口的政策来营造这个颇有成就感的也饱受诟病的贸易顺差，而是锐意改革那些阻碍我国扩大内需的落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我们今天的人民币汇率会遭到国际上如此强烈的质疑谴责以及如此巨大的升值压力吗？答案显然是不会的。
    我们长期以来所依赖的出口退税制度的弊端还远不止这些。比如，出口退税表面上能够降低出口商品的售价，扩大了出口，但实际上这么做就等于是中国政府拿中国纳税人的钱去补贴那些进口和享用这些中国出口商品的外国人，特别是喜欢透支消费、花钱如流水的美国人。直到如今，我国的社保基金和教育投入的资金缺口仍然如此之大，绝大多数民众还依然无法享受起码的社会和医疗保险福利以及起码的义务教育。而我们却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仅仅为了一个扩大出口，每年就将数以千亿元人民币计的财政收入投入到所谓的出口退税补贴上去。结果呢？我们用牺牲民生和民权的代价却不仅换回了一大堆口水和訾骂，还换回来一个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及一大堆随着美元不断贬值也在那里不停缩水的所谓外汇储备。这些年里，我们一边说要扩大内需，一边又去用大把钱补贴外需。可我们推行的经济刺激政策却是如此的自相矛盾，真叫人叹为观止啊！
    在这种不合理的出口退税制度的刺激和纵容下，为了扩大出口，出口企业出口商品的对外报价普遍低于其产品的生产和运营成本，无数的出口商品生产厂家和代理商几乎都是在依赖这个退税额度并在一个极低的投资回报率下苟延残喘地生存着。可以说，如果没有出口退税制度，这些在中国沿海地区存在了数十年的以低附加值加工贸易为主的高污染、高能耗、高资源性的所谓外向型企业恐怕早就被淘汰了，而且，我国的技术和产业结构恐怕也早就更新换代了。但令人看走眼的是，迄今它们大多还在那里滋润地苟活着。
    不仅如此，这种退税制度在危害中国企业的健康成长的同时，还强烈地刺激了国外的原材料供应商去想办法刻意抬高售予中国出口厂商的原材料价格以从中国的出口补贴中分上一杯羹。如果这些国外出口商是跨国公司或是外方手中握有控股权的合资公司，那么它们在将原材料和半成品进口到其设在中国境内的生产厂家时，早就通过刻意提高这些东西的进口价格将产品利润和出口补贴在生产前就已经转移走了，给合资厂，也就是说给中国方面，留下的只是一些低廉的加工费和可怜的连劳动力再生产也无法保障的员工报酬而已。众所周知，这些年里中国进口原材料的轮番上涨与我们的退税额的逐年走高互为因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迄今死扣难解。
    显然，只要我们现在就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根本无须人民币升值，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将很快丢失，一大批“三高一低”（即高能耗、高污染、高资源性和低附加值）工厂或将倒闭或转移到那些人口红利还处于爆发期的邻国去了。这些重大抉择的利弊得失都需要政府尽快加以评估以尽快拿出对策来加以解决。面对如此困局，我们决不能再继续当鸵鸟，
    把头埋进沙堆回避了。
    时下，随着中国劳工权益意识的觉醒和低人权发展模式的逐步瓦解，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开始逐步上扬，导致出口商品的价格成本也逐步走高。为了维持出口（其实净出口在拉动中国经济方面早已是负值，也早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包袱了），我国的出口退税规模也只能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到了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的极限了。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还在很大程度上掩饰了出口商品的真实价格和人民币的真实币值，给国际上造成了一种强烈的中国外贸顺差过大而人民币必须升值的假象。各种迹象都表明，现在的确是到了反思和改革这类我们长期以来实行的曾经在历史上起过一段时间好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后遗症的经贸政策和制度的时候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有的人民币紧盯美元的汇率制度是与出口退税制度一脉相承的，或者说都是在所谓维稳思路下用以配套的一系列保守的经济政策的产物。它与出口退税制度一样也是造成人民币需要升值假象的一个原因所在。因此，我们在改革出口退税制度的同时也需要对现有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加以改革。但是，与改革相对简单的出口退税制度不同（出口退税制度的改革可以先行递减退税比例，再给出一个完全退出时间表，同时出台一系列相关的产业促进政策，以逐步淘汰那些落后的和过剩的生产能力，加快实现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换代），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就要复杂得多，所面临的风险当然也巨大得多。
    首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必须在一个汇率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并在一个相对适当的时间内进行。也就是说，目前或在一段不能太短的时期内，人民币决不能升值，更不能一次性地大幅度升值。因为退税制度的改革完全可以逐步体现出口商品的真实成本并逐步显露出人民币的真实币值来的。改革退税制度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出口将逐步减少，我国的贸易逆差也会逐步加大。这样再配套以妥善的汇率制度的改革，人民币的真实币值将一目了然。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再人为地升值人民币则不仅会继续掩盖人民币的本来币值，而且还会使中国开始出现的贸易逆差雪上加霜。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各种努力有效地抵御和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和国内压力，给汇率制度改革的推行留下一定的时间空间。但这个时间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到底如何拿捏呢？我说不准，还是见仁见智吧。
    其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必须要与扩大内需等带根本性的制度改革配套进行，不能偏废。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去掩饰或回避经济发展中的那些棘手的问题，如扩大内需、缩小贫富差距等。我们应该在包括今年在内的今后两年以及“十二五”规划中详细列明每年居民消费率的上升和上升到多少百分比，基尼系数的降低和降低到多少比例，并公开声明在“十二五”末将我国的上述指标分别提高到70%以上和0.35以下。这些指标都应该加以细化并将其作为考核各地政府施政能力和成就的重要指标。为此，我们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不顾或粉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和反对，推行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实行地权归农，让土地这个最大的生产要素在中国实现民有化、资本化和市场化，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内需持续萎缩的局面，让我国从此走上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为了与此相配套，我们还需要同时调整和改革现有的早已不合理的财政分灶吃饭制度和财政指出转移制度以及现有的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如土地管理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教育与医疗卫生制度和合作社制度等所有不利于扩大内需的那些陈旧而错误的制度。笔者曾在前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农村改革的反思》一书中对此有过详细的分析。请读者自行参阅，这里不再赘述。
    还有，我们要大力发展和培育国内的资本市场以适应浮动汇率制度推行后的经济发展需要。我们应该在相关立法先行的基础上逐步放开民间借贷市场，鼓励民间和合作社金融机构的发展，减少现有的国有银行体系的贷款扩张冲动，降低金融风险。而且，我们还应该将发展国内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以满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发育与成熟将有效缓解时下的高储蓄率困局和楼市困局。可以说，中国在微观制度层面的问题如果不设法改革、放开和搞活的话，其在宏观制度层面的改革也肯定将成为一句空话。
    分析到这里人们肯定会问，你说了这么多，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呢？这个问题国内政学两界已有不少人已在研究了，而且回答起来的确非常复杂，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的。但我认为，有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必须要将现有的紧盯美元的汇率制度改革成为一种有干预的浮动汇率制度。由于本文篇幅有限，这里我只想简单说一下自己对实行这种全新汇率制度的可行性及优缺点的看法。
    所谓有干预的浮动汇率制度，就是一种在保留中央政府干预权力下的可以容纳较大汇率变化的具备较大弹性的汇率制度。这种制度不再将人民币与美元或与其它什么货币挂钩，央行今后也不再宣布人民币兑各种货币汇率的平价，但其可以随时根据国内经济的需要去干预汇率的走势。这样做虽然理论上无限扩大了汇率变动的空间，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完全可以使人民币汇率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这是因为我国目前拥有着巨额的外汇储备，而保持较高的外汇储备水平也是在中国实行这种有干预的浮动汇率制度的一个有效保证和必备条件。从这个角度说，目前的确是中国改革紧盯美元汇率制度为有干预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最佳时机。我们千万不能再错过了！
    我还认为，这种有干预的浮动汇率制度应该是一种比较成熟有效的汇率制度。除了可以有效地减少或消除国际上对中国汇率制度的指责和诟病外，这个制度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指出的好处，即在这个制度下，人民币汇率走向（指币值是升还是降），将始终处于一个模糊状态，不再明确可期，再加上中央政府手里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的威慑作用，该制度的实行完全可以让那些多年来一直因趋利可期而冲击中国金融秩序并带来很多资本市场乱象的的国际热钱，也就是所谓国际投机资本，摸不着头脑，找不到北，从而让它们无所适从，彻底失去投机方向。可以预想，实行这种新的汇率制度后，由于除掉了一大块数以千亿美元国际热钱的冲击和捣乱，中国的股市和楼市也将有可能通过以上所说的那些配套的带根本性的制度改革而逐步地走向平稳的也是更加合理的符合中国国民消费水平的健康发展道路。
    当然，实行这个浮动汇率制度并非都是优点和好处，就没有弱点或缺陷了。我认为至少还有两点需要决策者加以注意。一是在实行初期，倘其他的配套性制度改革没有跟上，或者我们依然不愿意改革那些制度，中国的内需也仍然扩大不了，而对外贸易则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扬，会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加快萎缩的状态而得不到改善。这种态势积累下去必将逼迫中央政府不得不使用外汇储备去频繁地干预汇率，使得人民币汇率走向从模糊变得清晰，从难期变成可期，而国际投机性资本则可乘机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久而久之，这个浮动汇率制度的风险也就很大了。再下去，这个制度再好也会因后继乏力非失败不可。因此，我们必须在推行汇率制度改革的同时，下决心改革那些阻碍我国内需扩大的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决不能让土地出让金等短期的既得利益遮蔽决策者的双眼，再后退回到原有的那个旧制度体系中去。倘如此，大危机也就离我国不远了。
    因此我必须说，实行该汇率制度还存有另一个弱点，也是最不能让人们放心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及中央金融管理机构是否有敢担风险的改革决心以及是否拥有足够的决策和管理水平以应对和驾驭新汇率制度下的那些从未遇到过的不可知的汇率变化。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之所以有此担心，是因为我们很多官员，特别是某些大权在握的官员，已经在长时期保守的维稳发展指导思想的熏陶和制约下，早已丧失了为国为民敢担风险、敢说真话和锐意改革的坚强的政治信念，官僚化倾向愈益严重，只知道维持现状，在政策制定上也只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愿意探索创新，更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从而错过了很多次在中国推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机会，也使得眼下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领域，均无不存有种种的不合理制度，且迟迟不改，致使这些制度矛盾重重，盘根错节，几乎积重难返矣！
    但不管如何，面对重重困难和内外压力，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也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我要说，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也是唯一可做的就是：改革，改革，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