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从体制上解决产能过剩的深层次问题

    当前，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十分突出，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重复建设倾向。中投证券统计资料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多晶硅生产线总建设规模已逾17万吨，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倘若这些产能全部实现，相当于全球多晶硅年需求量的两倍以上。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已经引起了高层的重视。8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化改革，从体制上解决产能过剩的深层次问题。
    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依然严峻、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乏力的情况下，合理高效地利用国民财富，正确对待经济增长，坚决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为什么会出现产能过剩，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投资率过高。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投资增长率有24年超过10%，这样高速增长的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显现。之所以当时问题不很突出，是因为世界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引致的对低成本优势的“中国制造”的需求，使得产能过剩的内需不足被强劲的外需所弥补，掩盖了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一个转折点。外需急剧下滑，致使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凸现。据商务部统计， 2009年1-6月，出口同比增长-21.8%。在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得到有效转变之时，出口大幅下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相当突出，其严重性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紧急扩大内需的措施特别是上半年信贷天量增长中可以窥出一二。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需求分为消费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消费性需求又分为国内和国外(具体表现为对外出口)两块，投资性需求按投资主体可分为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囿于社会保障体系之不完善，国内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相对来说消费率不高，如果国外需求再出现持续性下降，那么，推动经济的引擎只能依靠投资。
    在经济环境恶化的背景下，私人投资会更加谨慎，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很难迅速转变，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出手，通过加大公共支出来弥补暂时性的投资不足，待经济好转后及时退出，以免造成对私人投资的过多挤出。当然，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是因为政府公债的发行挤占了私人可用的金融资源，而非政府对盈利性项目的投入对私人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但在我国，政府主导的直接或间接的对生产性项目的投资或干预使得市场信号出现扭曲，缺乏市场引导的投资的盲目性加大，这也成为导致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第二个原因。
    其实，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现象不仅仅会出现在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也会出现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关键是，中国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这一问题的产生有其特殊性，其出现并不全是市场自行判断失误所致，而是很大程度上由于行政干预甚至激励使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乃至大起大落，与此有很大关系。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双管齐下。一是提高居民消费率。二是从投资入手。当然，严格市场准入、强化环境监管、严格依法依规供地用地、实行严格的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等等，也是规范投资的有效手段。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从体制上解决产能过剩的深层次问题。一是通过改革，逐步放松政府对金融资源、土地资源的管制和垄断，创造优良的制度环境，鼓励和支持民间金融机构加快发展，进一步深化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使土地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上;二是在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打破行业垄断，对民营企业实行全方位开放政策，从金融、财税、资本市场等多渠道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逐步壮大能够真正以市场信号为导向的市场投资、生产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