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无家可归的天才--克鲁格曼

    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鲁格曼教授是个罕见的经济学天才。宏观金融名家奥博斯特弗尔德感慨说，如果经济学界也有莫扎特的话，那就是克鲁格曼。克鲁格曼早在二十五岁就已经在世界顶级学报上发表不下五篇论文，不到三十岁就拿到了终身教职，三十八岁时获得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五十五岁时获得真正的诺贝尔奖，迄今已经发表不下两百篇学术论文和二十多本专著，其他专栏、随笔、博客文章难以计数。
    这样的学者，却是一个内向、害羞和充满孤独感的人。他曾撰文承认，之所以选择经济学这门学科来研究，正是因为它与真实世界密切相联，希望籍此来突破自身的人格障碍，可以更自如、自信地与别人沟通交流。不过至今，克鲁格曼仍然更多地使用他的电脑，而不是嘴。
    可以想见，如此高产的作者，生活一定平凡而又单调。克鲁格曼早就想清楚这一点，有趣思想必定与有趣生活背道而驰，这是一种两难选择，必须放弃一段。也正因为生活单调，才能保证他在精神空间任意驰骋。他一直很羡慕那些在七八个国家生活过、会五六种外语、曾探险亚马逊丛林也曾游历过撒哈拉沙漠的人。因为克鲁格曼是典型的美国大城市的孩子，童年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经历，只是躲在屋子里读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进行精神上的旅行。
    世界旅行的梦想直到克鲁格曼成名以后才得以实现。25岁以后，世界各地大学的学术研讨会请柬纷至沓来，为他支付昂贵的国际交通费用。可是用不了多久他就发现，他在世界各地面对的总是那几个学术同行。大家希望看他异于常人的经济学思考，他却觉得自己像个拥有特技的演员，敷衍着表演给大家看，自身很少获得真正的快乐。这就是学术圈这个小世界的内在逻辑。好在笔记本电脑被及时发明出来，所以他总是随身带着电脑，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迅速躲进自己无限的精神空间。
    即使他现在获得了诺奖，仍是很少露面，继续靠着电脑不断撰写批评共和党的檄文。他的罕见天才和孤僻人格，都为他的人生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一 第一次爆发
    克鲁格曼从小没有身体上的丰富经历，精神上却一直追求最广阔空间和时间探索。刚进大学，他虽然读的是经济学，却是对历史更感兴趣，更想探究罗马帝国的辉煌历史。大学二年级，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被他对经济问题的准确理解而深深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诺德豪斯是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合作者，资源和环境经济学领域的大师。他的热情鼓励对克鲁格曼影响至深。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克鲁格曼决定去MIT大学继续自己的经济学求索之路。
    在MIT读博士期间，克鲁格曼已经崭露头角，深受萨缪尔森、索罗等诸位教授的赏识，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可是他仍然自闭，缺乏自信。索罗对他说，毕业以后我推荐你去哈佛任教吧。他婉言谢绝。他并非不想去哈佛，只是担心自己在哈佛的环境下会变得更孤僻，完全无法和人交流。
    最终他毕业去了耶鲁。作为一个年轻教师，克鲁格曼虽有不少理论想法，但对自己的学术前景仍是充满了困惑。1978年的一场大雪之后，他带着一个新想法，鼓足勇气敲开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多恩布什的家门。多恩布什听他把想法说完，严肃地说，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多恩布什的鼓励使得克鲁格曼重新找回自信，他发现自己似乎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他开始撰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事实上，这篇论文后来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论文之一，奠定了“新贸易理论”的基础，至今仍时常被引用。
    国际贸易理论发轫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经过上个世纪赫克歇尔和俄林的工作之后，整个理论体系已经比较完善。不过许多人发现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背离，而且两者距离越来越远，形成很多不解之谜。克鲁格曼的基本想法就是要挑战李嘉图传统。他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随着生产力提高，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这样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这套思想通过《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和《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几篇论文而初见规模。
    克鲁格曼成功了。他开玩笑地说，要混迹于学术圈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必须写出至少两篇出色的论文。第一篇用于引起大家的注意，第二篇则是证明上一篇并非昙花一现。截至1980年，他已经在顶级学报上发表或者即将发表5篇论文，成为当时最为耀眼的学术明星。
    克鲁格曼很快就凭借发表论文的本领拿到终身教职。他熟练地发表着论文，被许多学术研讨会所邀请，学术地位不断提高，内心却不自觉地再次陷入孤独之中。1982 年，克鲁格曼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养老保险专家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他答应了，当时他的合作搭档就包括了同样年轻的天才经济学家萨默斯、曼昆等，前者后来成为了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后者成为目前最畅销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
    因为工作努力，克鲁格曼接受委托执笔了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但是不久，他就从心底里发出对华盛顿的厌恶。里根政府里充斥着“政策企业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官员们兜售他们爱听的政策分析。无论官员们怎么制定政策，这些学者总能为他们找到恰当的辩护理论。“有权力的人都喜欢听那些让他们感觉舒服的人的话，而不愿听那些督促他们认真思考的人的话，这就是我离开华盛顿的原因”。克鲁格曼如是说。所以他很快又回到了学校。
    巧的是1983年，天才经济学家赫尔普曼访问了MIT。他与克鲁格曼一见如故、一拍即合，两人立即开始合作，研究和发展“新贸易理论”。两人的思路是将产业组织理论与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融合贯通，改写整个理论框架。随后，另一个年轻人格罗斯曼也加入他们的研究队伍。这三“曼”合作生产了大量重要论文，将克鲁格曼思考的“新贸易理论”体系完整树立起来。最终，克鲁格曼根据他们的共同研究编写了教科书，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
    他们试图研究的根本问题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被何种力量所驱使，又被何种力量限制？基本想法是：斯密与李嘉图固然早已论述过自由的国际贸易可以促进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基本思想。可是国际贸易中存在规模经济，但也存在不完全竞争。前者内在地导向垄断，后者外在地导向垄断，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完全自由贸易的理论在现实中行不通，李嘉图的理论有很大局限，需要补充修订。
    更为重要的是，产业集聚导致的规模效应在今天的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这一点是李嘉图时代很难感受到的。克鲁格曼喜欢用造飞机的故事来解释这种思想，在飞机制造领域，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如此之大，投入如此之高，以至于世界市场最多只可能容纳为数不多的制造者。这个世界上，最终一定有且仅有少数几个飞机制造中心，虽然飞机发明不过百年，但美国和欧洲少数国家率先进入，有力支撑起这个产业，垄断了这个产业。虽然不过百年，但是现在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几乎已是注定，很难发生动摇。
    国际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固有优势”造成的。这种固有优势的来源可能是历史、地理、文化，存在许多偶然因素，所以高度不确定。某些报酬递增行业中随机事件就可能引发产业先期建立和市场先期进入，帮助厂商迅速赢得比较优势，报酬递增优势所产生的进一步聚集极大地巩固了这些优势，最终导致目前的分工状况，路径依赖地走到今天。
    这套思想看似简单，对现实有极深的洞见，故而理论弹性和解释空间非常大，后来的网络热潮等经济现象都能有机地嵌入这套理论。克鲁格曼远远领先于时代。可是他说，完成“新贸易理论”之后，他再一次陷入低谷，对研究失去兴趣。外人眼里的经济学天才，自身却在苦苦挣扎，不知该往哪里转向。
    80年代末，著名商业学家波特刚刚写完《国家竞争优势》，极厚的巨著，因为引用过克鲁格曼的研究，所以寄出一本给了克鲁格曼。克鲁格曼自称从未认真读完过这本巨著，但书中关于国际竞争中区域产业集群的讨论一下子激活了他的思想。
    过去的经济学研究，都把地理、地域、城市、环境的状况视为外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从而进行静态分析。现在波特的研究启发他，动态地看，经济活动也在改变地理环境，两者是一个复杂互动的过程。经济产业集聚与地理区域集聚的相互促进，城市化与生产、贸易的扩张过程完全可以用一种思想来解释。如同波音、空客垄断飞机产业一样，纽约、巴黎、东京等少数的超大城市也垄断了地球上绝大部分资源，它们现在的地位和那些巨型公司一样很难撼动，正因为它们和大公司一样拥有了集聚效应，规模报酬递增。
    二 第二次爆发
    克鲁格曼开始思考经济地理学的问题，这在当时主流经济学中几乎是一片空白，虽然古典经济学家都重视地理、环境的问题，可现代经济学家都把它推给地理学家，不再认为那是经济学家应该涉足的领域。克鲁格曼不管这一套，勇敢地钻了进去。他认为，经济地理学中任何有意义的模型都必须反映两种张力之间的抗衡，分别是使经济活动、社会活动聚集一起的“向心力”和打破或者限制这种聚集的“离心力”，用学术术语来说，就是提高经济水平的产业前后向联系水平和工资压力之间的抗争。
    与研究国际贸易时的思路一样，克鲁格曼动态地研究地理空间集聚程度的变化，总结出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的核心线索：报酬递增、空间聚集和路径依赖。
    一种新的经济地理学必须面对两种传统：已经死去的古典经济地理学研究和排斥经济学的现代地理学研究。克鲁格曼总结之后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必须在模型策略、技巧和思想原则上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动态的经济学模型来解释发展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应该坚持借鉴经济学的主流方法,将现实中的现象高度抽象化、模型化，大量采用了数学分析工具。不出几年，克鲁格曼与他的合作者们就设计出一系列的模型，其中包括核心－周边模型、国际专业化模型、全球和产业扩散模型、区域专业化模型等等，勾勒出新经济地理学这个全新学科的外貌。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就是所谓的“核心－周边模型”。克鲁格曼希望籍此展示：外部条件原本相同的两个区域，如何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交互作用的情况下，逐渐分化，最终演变形成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的。克鲁格曼抽象地假设世界经济中仅存在两个区域和两个部门，即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模型显示，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下，如果一个区域的制造业份额越大，相对价格就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的工资越高, 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对称结构将变得不可持续，从制造业原本均匀分布的经济中将逐渐演化出一种核心－周边结构。如果该地区的运输成本太高或者太低，则又会完全是另外的故事。
    这个模型具有里程碑意义，经济学家从此可以沿着这条进路来研究地理、区位的问题。维纳布斯顺着这种思想继续探究，不仅在一个地区有核心－周边的结构，世界范围内以生产水平来看，也会有核心－周边国家的区分，从而形成不同国家的专业化分工。毕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流动较为困难，但生产要素可以通过商品贸易而不断流动。慢慢地，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通常能够提供较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种类较多的区域会有较低的价格指数，使得大量使用中间品的厂商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生产。最终，不同国家或者区域的生产就变得专业化了。这就意味着，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需要高度的对外开放水平，不仅需要商品领域的自由贸易，而且需要各国在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让商品贸易改变全球的经济地理分工。
    更为长时段地观察，会发现全世界的经济地理区位也在变动，此地崛起、彼处衰落，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最发达国家转移到中等发达国家，再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波一波地拉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发达国家则致力于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为全球贸易分工提供最根本的动力机制。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理论假设存在一个世界，其中某个区域或者国家因为偶然的技术进步在制造业率先建立起一种自我强化的优势，
    这一优势允许它支付比其它国家更高的工资（事实上，这就是美国）。随着时间的发展，世界对制成品的需求上升。这将使得制造业区域的生产水平上升，制造业在该区域大规模地集聚，并使得该区域的工资上升。这一过程不断地循环往复，进一步发展，不同区域或者国家间之间工资差异将越来越大，最终不可持续。制造业厂商情愿转移生产去追逐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于是他们会设法迁入次一级的区域，在那里他们可以享受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本和相对较好的规模效应，从而变得有利可图。这样，第二个区域又开始了建立制造业自我强化优势、提升区域工资的轮回，与上一个轮回一样，最终变得不可持续，从而引发第三个区域的制造业成长。只要还有工资和生产水平较低的区域存在，这种产业的转移过程就可能持续下去，最终阶梯状地拉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
    在运输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系都相对较低，劳动效率的小幅度上升导致工资成本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压倒产业联系(向心力)的影响，从而引发投资和生产向周边国家的转移。这就为地理区域或者城市的历史宿命做出一种有力的解释，促使经济政策制定者更深地思考不同产业的性质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
    克鲁格曼认为，不同产业的内在结构不同，所以与区域发展的结合关系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厂商就是比其它厂商拥有更强的买方和供方关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投入－产出联系特征。所以在贸易成本比较低的情况下，如果有些产业在本国有优势，有些产业在他国有优势，两者之间的联系又特别密切时，国内的产业地理集聚就变得不可能。
    总之，只有当贸易成本足够小，产业的地理集聚才是可能和可持续的。这时候，经济资源得以比较自由的流动，向心力和离心力都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作用，最终由产业结构和市场水平决定地域或者国家内部的地理集聚和分工。运输费用或者交易费用的变化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是非线性和非单调的。贸易成本的下降使得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稳定地增加，反之亦然。
    当然克鲁格曼也绝非坚持简单的经济决定地理之论。他对路径依赖有很深入的看法，与国际贸易的发生起因相仿：在特定活动发生的地方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和灵活性，一旦空间差异被经济结构定性，它们就变得具有刚性而很难改变。所以路径依赖可以有效地用来解释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和贸易活动。
    1995年，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还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篇经济史的论文，戏称自己的模型为“世界历史第一部分”。在论文里，克鲁格曼展示了随着运费降低，世界贸易不断逐渐增长的过程。贸易的增长首先使世界自发地、人为地也是偶然地分裂为高水平、高工资、工业化的“北方”和低水平、低工资、初级生产的“南方”。路径依赖的结果，南北达成了一定的贸易分工。但是这种分工并非永远不变，在某个时期，北方在高工资的压力下，创新水平不足，经济逐渐衰落，南方则乘机崛起，调整了国际分工水平。这样，克鲁格曼就形成了一整套时间、空间、结构互动的经济地理学看法。
    基于以上这么多创造性的想法，克鲁格曼感觉重新拾回动力，狂热地投身到“新经济地理学”。在这过程中，克鲁格曼非常兴奋，却也有几分不安。兴奋之处在于，他自信这个研究领域非常重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富有深意。令他不安的是，过去几十年里，经典理论经济学理论对这个领域视而不见，几乎没有与之相关的研究，学界对此种研究充满敌视。克鲁格曼说，他的目标就是用自己所知道的唯一的方式―努力工作，来补救这种经济思想上的遗漏。他在半年时间里竟写出十余篇论文和两本书。1991年，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对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建立了基本的核心－周边模型。
    克鲁格曼之后，这个方向迅速变成学术大热门，各种后续研究不断涌现，藤田、维纳布斯等青年经济学家也迅速跟进。不过克鲁格曼骄傲地说，他早期的几篇学术论文已经基本上把新经济地理学的潜力挖尽。后来一些年里，其他学者与他自己所作的工作，只不过将这门学科进一步细化，深入讨论各种要素的实际作用，努力将新经济地理学建设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不过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在主流地理学界遭到极大的批评。地理学理论有着丰富的传统，受到诸如几何学、社会物理学以及人文科学的影响。现今时代，人文地理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早已侵入地理学，并成为它的重要支持性资源。
    相比之下，经济地理学在整个地理学范式中的地位一直富有争议。近几十年的地理学思想史上，经济地理学者曾经发起过两次重要的努力。第一次是由德国学者沃尔特.艾萨德领导，他写出《区位和空间经济学》等著作，主要借鉴传统区位理论来研究地理分布。从早期的屠能到后来的韦伯都是这个思路。但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主要使用几何学和物理学的概念，缺乏经济学基础，也不能进行边际分析。
    第二次努力发生在70年代，亨德森等学者将马歇尔的微观经济理论用于城市区位分析，诞生了所谓“新城市经济学”。这次浪潮借鉴了经济学工具，引入了外部性等概念来分析城市的区位格局。然而，由于工具的局限，当时学者还是没有从“向心力”和“离心力”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没有找到产业集聚的微观机制，研究只是停留在用简单的新古典模型分析一下作为整体和既定事实的商业中心。
    人文地理学者对这些研究方向展开了严厉批评。他们认为，由于主流经济学家不愿意思考他们不能模型化的东西，以至于他们忽略了很多事后回想起来非常关键的要素。尴尬的是，经济地理学者并不接受这个批评，继续他们模型化的进路。
    总的来看，地理学界反对严重依赖数学模型的新经济地理学。数学模型是主流经济学家最擅长的工具，克鲁格曼扬言，复兴经济地理学首要工作就是重建数学模型的权威。可是这些建模思想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家并没有太大吸引力。早在20 世纪60 年代的计量革命对地理空间模型应用已相当成熟，后来由于这套抽象理论无法和实证配合，最终被据大多数地理学者抛弃。现在，还是有很多地理学家把克鲁格曼的努力看作早已死亡的地理空间理论的余续，不认为他这套想法能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另一个容易招来批评的地方是，新经济地理学在论述区域特征。划分区域范围时，显得过分抽象化。新经济地理学之所以对区域收敛感兴趣，只是因为抽象的“区域”能为他们的模型提供更多的可以控制的实验数据，从而使得经济学家可能为区域的长期发展提出权威性见解。经济学家们也知道知道自己使用的区位、区域和场所等概念，只是代表某种经济景观中抽象的点或其他形状的区域，而文化、社会、制度、历史等重要的有机因素却被排除在模型之外。所以虽然新经济地理学家总在使用区域分析，却很少能找出一个实际的区域规模。干脆有些学者就说，应该把新经济地理学改为空间经济学，这样就无需为现实中的地域、区位的对应而烦恼了。可这样的理论只是空中楼阁，不能为地理学家所接受，也不能进行真正有效的实证检验。
    新经济地理学确实不注重实证检验。他们注重的仅仅是抽象、简化的数学建模。这些建模与复杂的现实状况比起来，相距甚远。经济总体发展和产业空间聚集也许可以用数学建模来研究, 但数学建模所能抽象的因素总是有限，,现实中的许多因素都不可能用简化的数学符号来代替。
    更长远地看，现实经济和生活中总是充满了难以预料的技术创新，而目前的主流经济学仍缺乏这方面的工具。很少有人缺乏关注技术进步（如信息革命）对经济地理学影响的研究，但人类认知在现实经济中的影响，已经不比商品贸易。资本流动来得次要。
    克鲁格曼用其独有的犀利笔锋，对这些批评意见积极的进行反击。他并不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已经取得足够成功，应该获得人们的普遍支持。相反，他认识到新经济地理学的许多缺陷和不足。有些不足是可以通过研究进步来解决，有些则是根本性的理论分歧。地理环境那么复杂，涉及到人口、商品、货币金融的分析，任何一种宏大理论的叙事都可能存在分歧。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数理模型就比经验研究、哲学分析、人文批评而离开真实更远。他总是举一个例子。古代农民不懂气象学原理，慢慢学会，通过留意天空中云朵的形状来判断天气。随着气象学的进步，很多学者嘲笑那种看云识天气的原始做法，通过分析大量可能干扰气象的因素来研究气象，建设成今天的气象学。但直到今天，气象学仍远不能像物理学一般地准确、科学。而且就在近些年，气象学者慢慢发现，看云识天气可能是对的，虽然古人并不完全清楚其中的科学原理，但它确实比很多高科技的复杂分析更为准确。克鲁格曼说，地理学如同气象学一样还不够发达，新经济地理学就如同看云识天气，虽然没有主流地理学那么丰富的观察要素，却未必离现实的经济地理变化规律更远。
    克鲁格曼非常不赞成加尔布雷斯所说的名言，“我们都在从事一个失败的职业”，他相信自己追逐的事业，“从长期来看，我们的模型将做到如屠能的区位模型一样地漂亮，更加地准确”。当然另一个伟大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有一句类似的名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是死人”。
    三 从天才学者到专栏作家
    进入九十年代，克鲁格曼完成新经济地理学的工作之后，又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向。正是在华盛顿的那一年工作，使得他认清自己的个性。他知道自己性格强硬，笔强于口，所以不再试图从政，转而写作政论，批评政策，用通俗的文笔影响更多的读者。他似乎又一次对研究失去兴趣，而对专栏的兴趣空前高涨，把喷薄而出的热情全都投向专栏。
    九十年代初，正好是东亚经济飞速发展时期，“四小龙”、“四小虎”都势不可挡，以不合传统经济理论的速度增长，有人谓之“东亚奇迹”。可当时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和波士顿大学的阿尔文.杨教授仔细研究新加坡和香港数据以后，都表示担心，觉得东亚经济只是靠投资拉动，这种模式必不可持续。克鲁格曼深入研究后，肯定了两位的发现。他也认为东亚经济在大量投入资本和劳动以后，没能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即意味着东亚经济的实际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经济繁荣只是一场泡沫。作为自由主义者，克鲁格曼从1994年起就不断发出危机警告，并通过各种专栏来鼓吹这个观点。1997年的金融风暴果然把东亚奇迹打回原型，克鲁格曼亦籍此论断而名声大噪。从此，人们逐渐忘记了他的经济学家身份，更多人把他当作专栏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世界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中，克鲁格曼赫然前列。
    这些学术以外成功并没有让克鲁格曼对自身问题产生足够重视。九十年代末，他竟然卷入了安然公司丑闻。他与安然公司有财务关系，同时又一直在专栏中发表的呼吁放松管制的文章。安然事发，克鲁格曼受到广泛批评。好在他在报纸上及时地道歉认错，承认自己在财务判断上的失误。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又重写了很多新的批评文章，这才逐渐拾回自己的声誉。这些年来，他已很少撰写论文，但几乎每天都有专栏和博客，他的写作数量之多、之快令很多资深评论员都望尘莫及。
    克鲁格曼是一个坚定的左翼凯恩斯主义者。因为2000年以来共和党执政，作为“自由主义良心“的克鲁格曼就毫无顾忌地批评、挖苦政府制定的多项经济政策。他的果断直言，已经得罪了无数政界、学界的要员，但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追捧，而他自己似乎也正享受这种快感。
    他的老师索罗曾说过，伟大的经济学家可以分为综合和分析两类，克鲁格曼无疑属于后者。他才华横溢，下笔有神，以一己之天才，开拓出许多全新研究领域。他树立起这些学问后，随即弃之如敝履，无心继续耕耘，转而追寻新的刺激。他不在乎有多少人以捡拾他的牙慧而成名立业，只是关心内在动力的驱使，狂热地投入自己想做的事情。
    克鲁格曼一直生活在争议中。这次诺贝尔奖所表彰的贡献几乎都是他四十岁以前就完成了的，很多人对此不屑，认为作为学者的克鲁格曼早已死去。更有报纸鄙夷地评论说，诺奖颁给了一个专栏作家。专栏作家对于克鲁格曼并非污名，在他看来，专家作家并不比经济学家丢人，而且常常有趣和有意义得多。他的心灵无家可归，谁也不知道，这个还很年轻的专栏作家会不会有一天又做出全新的经济学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