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二千年前的“国退民进”

    改革以来，“国退民进”多少算是一个总趋向，但围绕这个趋向的争论从来是此起彼伏，迄今没有终结。一个郎咸平的文章，一个亲民政策的口号，就卷得多少沉渣泛起！其实，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中国几千年漫长的文明史中，早就有过“国退民进”的漫长时期，也有过“国进民退”的短暂波澜，当时的争论也像今天一样的热闹。我们老祖宗的经验不会没有价值，清理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国退民进”，会很有助于我们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
    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退民进”，发生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多年前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前后经历了五百多年的历史。春秋战国征战不休的背后，就是“国退民进”的社会浪潮。秦王朝统一天下，为五百多年的“国退民进”划定了格局。在以后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与“民”的进退范围虽然时时会有一些调整变化，但“百代都行秦政治”，秦王朝划定的“国”与“民”的格局，大体可以算是一种趋稳定结构，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
    公元前1066年，来自今陕西一带的周人在周武王的领导下，打败了以今河南安阳为首都的商人，建立了西周王朝，首都在今陕西长安县。公元前770年，信奉狼图腾的西北犬戎部落入侵陕西，打败周人，砍死了那位为爱情而“烽火戏诸侯”的浪漫周幽王，西周王朝结束。谁说只有英国人才会要美人不要江山的？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的儿子宜臼带着逃离出来的周人，在今天的河南洛阳建立首都，东周王朝开始。从东周建立到秦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史称春秋战国时期，这段时期共计550年。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国退民进”，正发生在这550年期间。
    周王朝的经济制度是公有经济制度。
    从土地所有权上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是全国土地的唯一所有者。周王再将土地分封给亲属和功臣，令其为诸侯，按级别占有土地。王室直接管辖之地，只是其中一部分。但王室是天下诸侯共同的主人，诸侯对王室要承担一定义务，例如每年提供贡献，战争时派人参加并自带给养，任何诸侯国的大夫要经过王室批准等。国家公有制，本质上就是国王和贵族的所有制。“公”=“王”，对这个关系，当时的人是清楚的，而现在有些善良的人们都不太明白，他们还以为自己也有一小份，认为“公”=“你有我有大家有”。
    从农业生产管理来看，西周实行井田制，相当于集体公社。所谓井田制，就是把耕地划成不同生产单位，由贵族派官吏直接指挥，组织社会进行集体生产，产出由贵族（公家）和社员按一定比例分成。这就是一种叫做“彻”的集体生产和分成制度。不仅土地归贵族所有，就是劳动生产工具，也是归贵族控制。社员们集中到田头开始干活前，要由农官分发工具。土地属于国家，以周王为代表，绝对不准买卖，所谓“田里不粥”。
    从手工业来看，没有私营工商业主，只有官营手工业。物品的交换，也由贵族和官吏统一控制，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工商食官”，即工商业者吃的是官家的饭。
    从教育来看，没有私立学校，教育由贵族控制，只有官府才能开办学校，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就算是贵族们想开办学校，没有周王的批准是不行的。
    在周朝的制度下，没有自耕农、没有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一切生产要素、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都在国王、贵族和贵族官吏的直接计划控制之下。
    要想知道什么是井田制，什么是周朝的经济制度，其实我们只要想想二十多年前的人民公社制度就明白了。土地公有，社员们在公社干部的指挥下，一起出工，共同干活，然后吃大食堂。分配上呢，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干部拿走后的部分，再由社员来分。社办工厂，按公社的计划统一安排，服务于公社的需求。谁曾想到，周朝这样的公有集体经济制度，在几十年前前的中国又重新上演了一回，死人再次抓住了活人的灵魂！毛主席大骂儒家，说“孔丘名高实枇糠”，但在政治-经济关系上，他却自觉回到了儒家最梦寐以求的“文武周公之制”。相比起来，汉高祖刘邦更言行一致一些，他当着众人之面，摘下儒生的帽子，扯下裤子，往儒帽里尿撒，以视对儒家和周朝制度的蔑视，但是，他绝没有在政治和经济上再回到“周制”（周朝制度），他的办法是“专制皇权的清静守法+私有制自由经济”（黄老之治）。
    周朝这种公有计划经济模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崩溃。原因是什么？历史学家们较普遍的结论是：铁器开始普及。为什么铁器普及，就造成集体公社的崩溃呢？春秋以前，仍属于青铜时代，那时的青铜仍然贵重，只是用于制造贵重的祭器或武器。农业生产所用的工具，仍主要是木制工具。个人能掌握的生产工具太落后，生产率太低，抵御开发自然的力量太弱，只有集体劳动才可能生存。单个人或单个家族离开了公社集体，很难活下去。就像蚂蚁一样，单只蚂蚁或几个蚂蚁落单，只有死路一条，要活着，就得靠集体统一的生活。但铁器一普及，个体生产力直线提高，单个家庭就是离开了群体，也能活下来。集体性经济的现实必要性减弱了，其低效率的一面反而体现了出来。个体技术能力与个体自由的关系，我们学术界没能认真研究，但当时的逃奴们是十分明白的。人口多了，生活紧张了，能干的人就不愿意在集体公社中受贵族和农官们（公社干部）剥削，不愿再和懒汉们一起混日子了。他们为更好的收入而逃走，为更高的效率而逃走，为自由生产而逃走，公田荒芜了，自耕农渐渐产生了。周朝时的《硕鼠》一诗写道：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这首诗，过去在阶级斗争教育时期长大的学生，一般都不得不认真读过。把这首诗里的大老鼠（硕鼠）换成“领导干部”，意思其实是一样的。比周王朝更可怕的是，人民公社时期，整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陆地疆域（比周朝时大多了！），端的是无乐土可逃！改革开放后的疯狂出国浪潮，在我看来，就很有那种“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味道。
    逃奴们带上铁制农具和家人，从集体公社逃出去，找到合适的地方去开恳私田。那时候人少，公有的荒地四处都是，只要逃出原来贵族的控制范围，就自由了，“帝力与我有何哉？”。周边的楚越秦等蛮夷地区，正好是人少地多，他们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人们逃跑过来。来吧，这里多的是土地，几年不上税！人跑光了，就没人干活，没人上税，没人打仗了。东德人说，我们社会主义东德是被跑垮的，科技人员一逃跑，工厂就完了。面对逃跑大潮，中原的君王贵族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抓回来，杀掉，以儆人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德当时的领导人也是这么干的，不少人被枪杀在柏林墙下。孟子说：“无野人，莫养君子。”没有小人了，君子们就没有人养了。这道理多直白！没有百姓了，干部们吃什么？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不用干活，“怀德”，就可以跟着君王吃税了，怎么会没得吃呢？他老人家到死也不理解，小人们为什么如此需要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不养君子，多不道德！当时中原地区绝大多数的诸侯国，最初都对侵占公地开恳私田的逃奴进行残酷镇压。《管子》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诛流散，则民不逃。”老子是那个年代贵族中的异类，他一反主流意识形态，强调要“使民重死而远徒”，百姓害怕死亡，就让他们远远迁徙，适彼乐土去吧。老子算是自由移民的思想鼻祖了。人跑光了，当然就会“小国寡民”了。
    愈来愈多的人逃亡了，原来的公田荒芜了，贵族们该怎么办呢？傻子贵族就衰败了下去，聪明贵族们开始改革，他们先把公田进行承包，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最后不管土地是姓公还是姓私，一律开始按亩收税。集体公社解体，人民公社的干部们没人可指挥了，他们也只好自己承包土地耕种了，开始占有公地开发，契税和契约关系取代了过去集体公社内的主仆关系，这就是春秋战国社会变革的核心。老子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有德的人按契约契税关系办事，无德的人按集体计划经济办事（“彻”就是集体经济制度）。老子还可以算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私有制的形而上的鼻祖。
    集体公社垮了，社办工厂当然也就垮了，自耕农出现了，社会剩余增加了，原来社办工厂的技术人员有了新的自耕农市场，独立的工商业群体出现了。同时，由于传统贵族衰败了，新兴地主、自耕农和工商业者发展了，过去依靠王公贵族们吃政府饭的知识分子开始从民间找饭吃，私学开始了。孔子大搞民办教育，招学生收学费养活自己，为广开生源而“有教无类”，“学在官府”的时代结束了。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工商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知识分子们从事教育事业的权力，逐步由国家转向了民间。许多贵族子弟们因为只会以权谋私，吃喝玩乐，寻花问柳，成了一群废物。所以曹刿公开说：“肉食者鄙。”春秋战国时期，在铁器的刺激下，“民逃国退”引出了“国退民进”，中国大地出现了文明史以来的一次壮观的私有化和民间化运动，经济文化因此而大发展，成批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商人、大思想家从平民中涌现了出来，这是一个需要伟人并产生了大批伟人的时代。老子认为，天道独立而不改，生生不息。独立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独立的支撑。这次天道力量集中体现在了独立的自耕农、独立的工商业者、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有革新意识的政治家身上了。
    面对这个私有化和民间化大趋势，各国的反应不同，适应程度不同，最彻底地改革以适应这个浪潮的，就是秦国了。商鞅在秦国，实行了全面土改，土地私有化，自由买卖。甚至官位和官衔，也采取了十分个人化的原则。为什么这样说呢？商鞅把官位、土地列出来，与军事功劳一一对应，多少人头换什么样的官位或土地，清清楚地标明，严格按章办事，不会骗人。秦国士兵十分清楚地知道，一刀砍死一个敌人，一定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与敌人相遇，秦国士兵从敌人头上看出来的，是自己十分明确的官位或土地，他们是为自己明确的利益而战，这可能是当时惟一的一支知道是为谁而战的军队。经济上也如此，交粮食布帛，可以按标准换取贵族头衔，许多奴隶和平民玩了命地干活，改变了低下的身份，变成了新贵族。因此，秦国经济实力大增，秦军成了虎狼之师，其它国家的军队成了肥羊。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力守周制，为公社干部们呐喊，那么他的命运就只能是“累累如丧家之犬”（《史记孔子世家》）商鞅改革激发了秦国的活力，秦就这样统一了天下。五百多年战乱的结果是：成百上千的国王和血缘贵族家族被摧毁，全国只允许一个君王和一个君王家族搞世袭制了，政府的运行成本大大降低；封建制被郡县制所取代，贵族世袭制失去了制度性依托；经济公有制被经济私有制所取代，经济活力迸发；度量衡统一，书同文，车同轨，为工商流通和全国政治一统奠定了基础。中国由此成了一个“君主官僚制+农地私有制+私营手工业+部分官营手工业”的国家。这个转变过程，西方是到十七十八世纪才开始完成，晚了近二千年。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怪不得过去中国比西方要繁荣富强得多！以后二千多年，这个结构没有多大变化。有变化的，是这个结构中的每块的比例多少而已。汉武帝时期，把私营工商业强行划归官营垄断，搞坏了工商业。但他没有敢动土地私有制。他死后，民营工商业再次恢复。以后篡夺西汉王位的儒生王莽又想搞土地公有制，全面恢复周朝制度，结果把自己搞死了。秦朝制度顽强地延续了下来，直到出了毛主席这位五百年出一位的大人物，中断了几千年的“周制”（用西方话语，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中国话语，这是周朝制度的恢复）再次全面死灰复燃。邓小平以后，基本上是周朝制度恢复到了秦朝制度，在党权一统的前提下，化公为私，国退民进再次开始，中国也因此大发展。中华民族有点站起来的样子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看，毛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不是激进主义的结果，而是保守主义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回到了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周朝制度。最保守的东西，往往会以最激进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面对从春秋开始的国退民进的浪潮，齐国宰相晏婴（约为公元前590到公元前500年）是一个顺势而为者，他知道私有化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生，逆之者亡。他对齐景公说，国君你控制着公有土地不让人用，“百姓必进而自分也”。有什么用呢？老百姓自己会来分的。但是，齐国国君并没有完全听晏婴的话，他没有彻底进行私有化改制，国力因此而渐渐衰退，从春秋五霸之首的地位跌了下来，终被强秦所兼并。土地最后还是被分了，由秦国来组织分配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效率和个人独立追求的压力下，公有制是守不住的。对公有制严防死守，其实就是在保护以权谋私之徒暗偷暗抢。对公有制严防死守的结果，就是政府腐化，硕鼠们成窝成窝地繁殖，百姓们恨得牙根阵阵发痒。不如听听晏婴的话，主动来分，这样可能反而能使分配过程更公平一些。不要忘了老子的话，天道的力量是独立不改的，因独立不改而生生不息，追求自有财产，就是追求独立不改，追求独立不改，就自然会有生生不息的创新，效率自在其中，繁荣富强自在其中。没有独立不改，何来生生不息呢？所以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人不能与天斗，毛主席多厉害，号称要与天斗，但他的肉体和思想都已经被老天斗死了，有谁比他还厉害呢？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读者读到这里，不要以为我在倡导秦朝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篇文章，主要是说明“国退民进”与国家活力的正比关系，这是我们自己老祖宗的历史经验，不是崇洋媚外的结果。其实，说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带来繁荣，就如同说人只能吃饭才能活的道理一些，基本只能算是最简单的常识。但是，因为我们中国好心的昏人太多，他们对常识不太了解（例如他们竟然不知道“公”=“官”），这种话才有不断再说的必要。这里有必要提醒的是，小农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时期，“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私有化市场经济”，是一个最有效率的社会结构。中国历史如此，其实西方历史也如此，没比我们好到那儿。而到大工业时期，“民主法治政治+私有制市场经济”才是最有效率的社会结构。西方历史如此，中国也将如此，不会比西方坏到那儿。为什么这样，以后专文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