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也应有惩罚性赔偿

　　5月9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京召开有关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专家论证会，旨在结合消协组织公益诉讼实践，研究和推动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促进巨额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落地，推进消费维权事业，更好发挥和提升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效能。

　　消费者对侵权赔偿应该不陌生。2009年《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食品“退一赔十”，2010年施行的《侵权责任法》首次提出了“惩罚性赔偿”，2013年修订的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进一步，规定所有商品和服务领域只要存在欺诈行为的，都可以“退一赔三”。应该说，这三款规定都属于“私益”范畴，因为它面向的都是具体的消费者，由个人发起投诉、获得赔偿。也因了这个缘由，弱点就很突出，由于消费者多而分散，难以组织，即便有心于三倍赔偿，但在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面前，多数也选择了妥协。在此情形下，公益诉讼就成了个人维权的替代选择，它的实施主体是消费者协会，可发起集体诉讼，判决一经生效，就自动及于所有被侵权的消费者，既节约司法资源，又能让侵权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此次提出的惩罚性赔偿，是专门赋予消协组织及其公益诉讼的，和以往理解的侵权赔偿有所不同。

　　自新消法提出公益诉讼权以来，各省消协充分利用了这项权利，一些案例获得了胜果，一些案例激起了回响，也有一些案例效果没那么突出。回顾多起诉讼案例中所遇到的难题，有专家直言：“制假售假在我国久禁不绝、危害极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切实施行惩罚性赔偿制度。”也正是这个原因，无形中放纵了某些企业的不负责任，如三星“爆炸门事件”以双重标准对待中国消费者，概因在国外有可能面临集体诉讼和巨额赔偿，在国内却不大需要考虑这种成本。事实上，在这类案例中，消协自身能做的也很有限，要么是去函询问，要么是发布提示，腰杆子想硬起来，惩罚性赔偿是一种可行思路。最近，广东省消委会提起三宗生产销售假盐公益诉讼，作为全国首次法院支持的赔偿性公益诉讼，向非特定消费者赔偿，就被称为“开先河之举”，受到了广泛赞誉。

　　社会上也存在一种声音，即认为对广大中小企业来讲，新产品、新服务刚刚推出时，不可能尽善尽美，应当允许经营者在新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误，保护企业的创新活力。这种声音指向了一个问题，即公益诉讼结合惩罚性赔偿，将在一定程度上有碍企业创新发展。这是一种误解，没有恰当理解惩罚的意义所在。进化博弈论证明，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是进化稳定策略（ESS），是针对侵犯与掠夺的负反馈机制，有利于抑制侵犯与掠夺、维护种群内部合作。用大白话说，消协拥有实权比没有要好，它至少能起到一种震慑感，让企业在创新的道路上牢记政策底线，如去年被提起公益诉讼的小蓝单车，受质疑的不是创新模式，而是押金方面的无所作为。相信明确惩罚性赔偿的介入和管理方式、计算方法和标准，它不仅能成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利器，也不会伤害企业的创新活力。

　　消协变得更有“作用力”，是本身职责所在，也是现实发展所需。“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着力扩大居民消费”，而随着消费的转型升级，消费环境也越来越纷繁复杂，消费者对消协的呼唤越来越强烈，对消协的维权效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和推动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契合了现实需要和群众呼声，是极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