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重启改革——既是应对美国的最佳选择，也是中国崛起的天赐良机

    一、经济学的先知
    在《圣经》旧约中，有三种人物是最牛的：君王、祭司、先知。君王负责治理、祭司牧养百姓、先知传达启示。
    我将那些卓越的学者称为现代社会的“先知”。有时候，他们的一个思想、一个预判、一个警告甚至一句话，就像闪电一般，穿透历史的迷雾和沉沉的思想黑夜，照耀出人类的明天。
    有道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庸俗的学者虽如过江之鲫并瓦釜雷鸣，唯有苏世独立、洞察天理、黄钟大吕的“先知型”学者才会被历史所铭记！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就是这样的先知性人物。
    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重创古典市场经济，西方转向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前苏联则转向计划经济。当时，苏联模式立竿见影且蒸蒸日上，引无数西方学者、文人竞折腰，交口称赞。就在这个时侯，哈耶克站了出来，发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预言。
    哈耶克不仅与波兰“市场社会主义派”的经济学家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1904～1965）等展开公开激烈争论，更在1944年写就《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公开判断并预言：苏联模式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最终将灭亡。其逻辑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标配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让政府控制经济，控制了经济的政府必然进一步控制个人与社会生活；故计划经济=极权主义=通向奴役的道路，计划经济终将因低效率而崩溃。
    哈耶克知微而见著，被认为是第一个预言了前苏联崩溃的人物，他可以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家中的先知性的人物。
    另一个先知性的学者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他不是经济学家，却预见了今天的中美贸易战之冲突，所以我实在不能不提到他。上世纪90年代，苏东解体，西方世界一片极乐论调，以为历史已然终结，人类从此走向大同。就在这个时侯，亨廷顿站了出来，发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预言。
    亨廷顿认为，冲突是人类的天性，历史一直贯穿着冲突的线索，世界在告别“意识形态的冲突”时代后，必将进入到下一个“文明的冲突”时代。
    “911”震惊世界的爆炸声，印证了亨廷顿非凡的先知性思想的锐利锋芒！今天的中美贸易战也完全在亨廷顿的意料之中。因为，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文版序中早就警告：
    “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克鲁格曼（Paul Robin Krugman，1953－）是另一个具有非凡先知性洞见的经济学家。上个世纪，先是日本，后是“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东南亚四小虎（Tiger Cub Economies即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亚洲一个个国家通过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等，竞相实现腾飞，引得世人大赞，誉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亚洲经济的奇迹”，李光耀更是大谈特谈亚洲增长中“儒家文化的价值”。 就在这个时侯，克鲁格曼站了出来，发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预言。
    克鲁格曼以一篇“亚洲奇迹的神话”的尖锐文章舌战群儒，指出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除了抄西方作业、多流血汗、多花工作时间外，没有任何奇迹，“如果说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不仅如此，他还指出，由于亚洲经济事实上已陷入靠大量资源投入拉动增长、效率却越来越低的“苏联模式”，因此终将崩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模式”失败，“亚洲经济奇迹”的争论终结。从此，李光耀不再倡扬儒家文化的价值，转而强调人性都是一样的，新加坡要成为创新国家，也必须尊重个性与自由，可谓思想大转折。克鲁格曼，则备受尊崇，终于在2008年实至名归地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世界将会怎样？有趣的是，克鲁格曼在今年5月23日表示，新兴市场危机警报已经拉响，“看起来确实很像1997-98年那一次，新兴市场货币暴跌，企业债泡沫被无情捅破，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压力，然后本币进一步贬值”。此可待验证。
    哈耶克预言了“计划经济制度”的不可行，克鲁格曼预言了一种“国家主导模式”的不可行。两位带来的共同启示就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依赖于创新的内生增长动力以及宏观效率的不断增进。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做法短期或许有效，长期统统都靠不住，无论是“抄作业（模仿西方）”、“大炼钢铁（举国体制）”还是“打鸡血（宏观刺激）”，都只能昙花一现！
    显然，对中国来说，未来的发展也是要靠创新。然而，创新只是一个美好的果子，必须长在市场制度与自由精神的树上。有人以为创新=资金+人才，其实创新=体制+文化+资金+人才。所以创新之果，最终将取决于中国的制度与文化创新。
    亨廷顿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中美两国因为价值观不同，很容易走向“文明的冲突”。然而，文明与文明并不冲突，因此，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文明的携手”，进而迈向“文明的共治”（请参看拙作“中美贸易战与万历十五年”）。
    下面我要着重讲两位和中国当今经济有关的“先知”及其先知性预言。
    一位是叫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在全世界最先将经济学前沿理论引入经济史研究的大家，夺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95年春天，诺斯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成立仪式上发表演讲，我曾有幸在场洗耳恭听。
    诺斯介绍了当时我们都不熟悉的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指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特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惯性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轻易走不出去，严重者甚至出现制度“锁定（Lock in）”。为什么一些拉美国家走不出来，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就是因为制度（文化）的锁定。
    诺斯警告：一个国家的政体对于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着长期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虽然从短期看，集权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但从长期看，法治、保证合同执行制度规则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虽然中国经济增长良好，成就巨大，但依然要警惕制度转型中“路径依赖”的危险。
    这话言犹在耳！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财富增长很大，但改革曲折往复，制度创新与文明转型至今仍然走在半路上。如何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直面挑战，全面深化改革，避免诺斯警告的危局，仍是今天中国的仁人智士们的大考。
    诺斯的启示就是：看国家进步，不能光看体重（财富）的增加，还要看骨架（制度）的成长以及骨子里（价值观与文化）的提升。因此，只看到外在财富增长就高谈“中国经济的奇迹”或高唱“厉害了，我的国”，漠然对待制度的落后以及价值观的陈旧，被活活锁死在旧的制度和观念上却不自知，那是非常可悲的！
    另一位是华人学者杨小凯（1948－2004）。小凯堪称中国学者中的传奇。文革中，他十几岁挥笔写就“中国向何处去”的大文章，思想深邃，笔力雄健，令康生不能相信是他写的，非把他抓进监狱，要审查“背后的黑手”。在狱中，小凯自学了数学，出来后直接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后赴美留学，获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到澳洲任教，获得终身教授。
    但小凯最魂牵梦绕的永远是中国，最牵挂的永远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上个世纪80-90年代，他和众多中国经济学家一致共认：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但他随后发现，没有私人产权的基础，市场经济就是在沙滩上建大楼，从此小凯逢人就谈私人产权的保护。再后来，小凯发现，历史上王权总是不断侵犯产权，因此政权不归位，产权不可能到位；不建立现代政权制度，就不可能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他因此跑回中国发表石破天惊的演讲，指出五四“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已经过时了，中国人现在需要懂得“以宪行政与共和制度”，从而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位讲“以宪行政”学者。再后来，小凯又发现，宪法政不能是无缘之木、无本之水，制度的种子再好，还需落在好土里才能结实百倍，他由此发现遵宪行政与基督新教的亲和关系，他自己的生命也转化成了一名基督徒。至此，小凯探索中国变革的出路，从市场制度始，从信仰生命终，可谓走到了华人思想界的最前沿，堪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然而曲高和寡，几人真懂小凯？
    在经济学上，小凯最大的原创贡献，是运用“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的新方法复兴了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小凯自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从而做出了教科书级的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小凯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比卢卡斯（ 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理论要好得多。可惜小凯56岁英年早逝，否则他一定是当今最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
    2000年12月，小凯回国讲学，我亦有幸在北大等听过他的讲座。尤其小凯在北京天则所“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的那场报告，“先知”性的光芒更是不同凡响，是今天中美贸易战之时，我不能不特别要介绍的。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已取得重大成就，经济增长良好。1995年，林毅夫教授海归回国，大力传讲“后发优势”理论，指出创新并不等于发明，后发国家不必追求原创性、发明型创新，只要学习、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经验，就可实现经济超常规增长，最终后来居上。
    林老师是我的老师，我很尊重他。他的理论其实否定了计划经济模式，即避开市场经济另搞一套的作法，因此是很有意义的。同时，“后发优势”理论也很好地拟合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还带给国人乐观的发展预期，更指给中国一条路，那就是通过学习、模仿、吸收，来实现对西方的超越。所以“后发优势”理论在中国，无论是在课堂还是在庙堂，都大受欢迎，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重大问题。。
    就在这个时侯，小凯站了出来，发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预言。
    对于“后发优势”概念，小凯以“后发劣势”的概念与之针锋相对！小凯指出，落后国家由于模仿先进国家的空间很大，故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给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然而，模仿技术容易，模仿制度困难，因为制度创新可能冒犯既得利益，这使得后进国家有一种倾向，就是技术模仿优先，制度模仿滞后甚至被搁置；这样厚此薄彼，短期内依然可以取得快速发展，却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带来长期发展的失败，从而跌入“后发劣势”的死坑。
    小凯以“洋务运动”为例。“洋务派”们想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    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 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创造了比“洋务运动”前更好的中国经济，代价却是“后发劣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中国的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终“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所谓机会主义说白了就是坑蒙拐骗，然而，个体户的坑蒙拐骗还算小事，权力不受约束、政策随意变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就太可怕了，最终令市场制度体系无从建立，经济转型走向绝路。中国现在最大的腐败是什么？在我看来，不是官员的腐败，而是“国家机会主义”！
    林毅夫主张中国走“后发优势”的渐进改革道路，小凯却主张中国要走宪政改革的道路，也就是要先致力于建好制度的基础设施，才能避免“后发劣势”，不被“后发优势”的思路带到阴沟里去。通过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比较说明，小凯特别提醒：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也没有资格奢谈什么“中国经济奇迹”或者“中国模式”。
    多年后，张维迎教授也提出：的确，抄作业的没有资格嘲笑写作业的；人家修路花了三年，我们三分钟跑过去，因此而夸耀自己速度快，这是何等可笑！
    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然跃居世界第二，靠的正是“后发优势”。然而，中美贸易战标志着“后发优势”的大饼再也没得吃了，此时，“拨剑四顾心茫然”，我们的国家显然已在某种程度上跌入到了“后发劣势”的泥坑。笔者曾经一再警告：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出口红利以及楼市红利这“三大红利”已经消失；债务高企、资产泡沫、产能过剩这“三座大山”却是积重难返、欲罢不能；同时，还面临着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下滑、美元回流、人口老龄化这“三大风险”；本已身患并症、焦头烂额，现在更突遭“中美贸易战”当头冲击，中国债务、金融（包括汇市）、地产以及经济危机可谓随时一触即发。
    从宏观经济风险来看，说千道万，最关键的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这个指标如果为正，则表明经济可靠创新持续增长；若指标转负，则表明生产要素投入一旦停止，经济增长即停止——要么立即崩溃，要么逐渐停滞。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崩溃就因全要素生产率转负，“亚洲经济奇迹”崩溃同样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转负。人人都说中国体制有问题，政府机会主义，管制太多，微观不活，创新不足等等，最终也是要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来检验。
    笔者最要预警的是，综合国内外各家的计算，结果都表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快速上升，加入WTO后的继续进步后，近些年来却趋于停滞（表1、表2），特别是在2008年后因“四万亿”的政府投入而转为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
    据表1，2007-2015年，创新（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年平均为-1.99个百分点，此期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表面上依然很高，达到了8.28的增长，然而新增劳动力的贡献年均只有0.35个百分点，资本投入的贡献达到了12.83个百分点，贡献率达123%。
    中国近些年的增长完全建立在大印钞票、货币注水以及债务经济的基础上，在中美贸易战后将失去动能，中国经济增长将因此进入无法持续，各种危机随时一触即发的最危险的阶段。“后发劣势”已在宏观经济运行上得到证明。
    第一，中美贸易战爆发后，预期顺差将急剧减少，2018年中国很有可能首度从顺差国变成逆差国，从而从根本上动摇外汇流入这一人民币印钞及货币扩张的基础（2017年人民币的货币扩张60%仍然依赖外汇流入）；
    第二，中国的负债率已达到令人头晕眼花的地步，因此债务经济也走到尽头了。前段时间，笔者除撰文发出金融危机的警报外，还以图片方式对中国财政及债务经济发出警报（参见下图）。2017年，中国非金融业债务占到GDP的256%，超过新兴市场国家190%的整体水平及美国的250%。目前，每年仅宏观利息就达12万亿人民币，超过名义GDP增量8-9万亿人民币。目前，债务经济已日暮途穷，投入越多亏得越多，纯粹是赔本赚吆喝。据于此，笔者预警：下半年中国经济即将跳水，经济增长不仅刺穿7%、6%的增长，还有可能刺穿5%的增长！而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最大的危险是“日本化”，即陷入长期衰退，也就是《人民日报》权威人士所说的L形增长态势。
    “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愕愕”。在一片众声喧哗中，小凯才是那穿透现象与历史迷雾的不可多得的“先知”。尤其是今天中美贸易战，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不能不直面小凯“后发劣势”的如雷警告！中国的为政者，也不可不谨慎而察！
    二、经济学的“资源诅咒”与中美贸易战改革重启的机会
    我喜欢塞翁失马的故事，更欣赏老子的智慧。
    在老子看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色相和、先后相随”。歌舞升平，中国也许就真的变得腐败朽烂、骄傲、落后了！而中国内在经济矛盾爆发，外临中美贸易战之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反而是中华民族痛改前非、绝地逢生的历史契机。
    我想进一步地从经济学中的“诅咒”展开讨论上述话题。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就一直致力于研究国民财富的奥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出现，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跨越“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经济起飞，进而成为发达经济。苏东及中国的计划经济试验失败后，又有“转型经济学”诞生，致力于研究前计划经济国家如何转型成为市场经济。另外，更有从科斯发展起来的用交易成本进行制度分析的制度经济学。
    此其中，有诸多重要发现，如同先知性的警示。比如，从长远看，不是资源而是制度决定经济增长，只有依靠产权保护、个人自由等一整套制度，创新才能兴起，国家才能长盛不衰，相反资源丰富的国家却容易被咒诅，难以保持经济长期增长、进入创新发展轨道。
    “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又称“富足的矛盾（Paradox of plenty）”，指的是国家拥有大量不可再生的天然资源，却反而形成产业难以转型、过度依赖单一经济结构、工业化低落的窘境。原因很简单，资源太丰富了，政府和国民就容易不思进取，不愿刻苦干活，更不会下决心改革和转型；同时因为谁享有资源谁就能发财，所以人人争权夺利，国家容易出现寡头政治、权钱勾结，经济自由度低、清廉程度低、资源开采以外的行业发展程度低等一系列落后现象。
    俄罗斯与委内瑞拉就是典型的“石油诅咒”例子。这两个国家长期以石油赚取了大量外汇，国内经济看似有了景气，但除了开采业外，其他领域的发展都停滞不前，“落后现象”滋生，多年来平均经济增长分别只有1%、2%，国家被锁定在“诅咒”的轨道上。
    2014年，俄罗斯爆发经济危机，当年经济增长跌至0.74%，2015、2016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更是跌成了负数，分别为-2.83%、-0.22%，这很大程度上正是“资源诅咒”的结果。普京掌权以来，靠国际油价大涨赚取了巨额外汇，提升了经济增长与国际地位，却将资金大量投入对经济发展帮助很小的军备上。后来，美国在油页岩技术上实现突破导致国际油价暴跌，欧美国家又因乌克兰问题对俄进行经济制裁，以出口原油为主导的俄国经济遭受重创，卢布大幅贬值。
    贾宝玉含金钥匙长大，结果只能做红楼梦，成不了大气候。一个国家资源太多了就不思进取、巧取豪夺，丰富的资源反成“资源诅咒”。这，着实令人扼腕长叹并掩卷长思！
    在国际上，没有资源的日本、以色列经济发展骄人，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国家普遍陷于“资源诅咒”。在中国，缺乏资源的浙江温州人、广东的潮汕人、福建的晋江与福清人反而兴旺发达；有资源的内蒙、山西反而陷入“资源诅咒”，创富能力及发达程度明显不行。
    很多人会说，中国人均资源不丰富，所以不用担心“资源诅咒”的问题。其实，你错了，因为经济资源不等于矿产资源。中国的“后发优势”其实也是一种资源，是一种既依赖于中国劳动力众多的比较优势，又可以在技术、产业上抄作业的“优势资源”。然而，依赖于“抄作业”+“大炼钢铁”，同样是危险的，会不知不觉锁定在制度转型与创新发展的“诅咒”轨道上。事实上，沃森提出“后发劣势”概念，英文名就是“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杨小凯语）”。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改革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十九大也提出要落实全面改革。民间更是不断提出改革，但推进改革是那样艰难，既得利益集团是那样强大，就像李总理所讲的，“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中美贸易战后，我在《中美贸易战与万历十五年》的分析及建言的长文中提出，改革是转危为机，赢得中美贸易战的关键。希望中国智库以及中国决策层尽快形成中美贸易战的机遇共识：中美贸易战是危机，又危中有机，搞得好，中美贸易战或比入世更有利于倒逼中国改革，排除一切改革阻力，落实18届三中全会以及19大全面改革决议，给中国百姓和企业带来诸多实惠。例如第六项中方扩大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开放的协议，不仅有利于百姓医疗、教育，也有利于中小企业降低贷款成本，从而做实中国产业，让房地产恢复理性，最终还有利于减少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尽快形成中美贸易战的应对共识：唯有继续改革开放，推动中华文明升级为现代文明，往前走而不是往后退，才是化危机为机遇的正确方向；要通过减税、降低资金成本、土地成本，减少行政管制、尊重私人产权等举措，让企业降成本、释活力；只有企业能赢利，中国经济才有未来；推进保护私人产权、国退民进的改革：既然对美国和海外开放，不如先开放国内……
    近日，我注意到吴敬琏以年近90的高龄，也在大声疾呼：中国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我完全赞同吴老反对政府越位干预市场以及改革就是要打破“国家辛迪加”的观点。
    吴敬琏特别提醒，“权力介入经济领域后，腐败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深入骨髓”。这，其实就是“后发劣势”的诅咒！但中国的仁人志士不必气馁，中美贸易战或许就是中华民族摆脱“后发劣势”诅咒，走向真正改革、全面改革、彻底改革的历史机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都要感谢贸易战带来的重启改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