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过去4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对外开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广东必须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特点,持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做好“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方面工作,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合作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努力做到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
围绕未来主导产业切实提高“引进来”的层次与水平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是产业体系,而主导产业又是产业体系的核心,广东吸引外资工作要始终围绕培育和强化主导产业这个中心进行。要依据规模经济效应、关联效应、技术潜力、就业弹性、收入弹性和环境密度六大标准科学地确定未来较长时期的主导产业。规模经济效应是指行业的投资与产出门槛值的大小,规模经济效应越明显的行业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越强。关联效应是指一种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带动作用,包括前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技术潜力是指一种行业在技术创新前沿中所处的位置,处于越前沿位置,技术潜力越大,行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空间就越大。就业弹性是指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收入弹性是指对产业的需求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的相关度,收入弹性越高,行业的市场成长性越好。环境密度是指主导产业的选择要与本地区的环境承载力相适应。根据这六个标准,广东未来的主导产业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类:一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新兴产业处于新技术革命的前沿地带,在全球几乎是同时布局的,发达国家领先我们的幅度并不大,关键是看谁能抓住先机,赢得初始发展优势。我省未来要加大对这些新兴产业的招商引资力度,定向引进一批掌握关键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的生产企业以及相关风险投资、创业创投公司等。二是规模经济效应和关联效应明显的先进制造业,包括现代交通运输装备、海洋工程、精密机床、航空航天、高端医疗设备等现代装备制造业。要大力引进拥有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的厂商,鼓励向上下游延伸产业链,培育完善的本地化产业网络。三是以现代金融、现代商贸、物流、电子商务、会展、商务服务等为主的现代服业。未来,要围绕上述主导产业加大政策引领与支持力度,深化外资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招商引资模式与机制,进一步强化我省对外部高端要素的吸引力。
此外、要在省级层面统筹全省的招商引资工作。中共广东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提出了“一核一带一区”的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一新区域发展战略改变了以往单纯按地理区位划分珠三角与粤东粤西两翼、粤北山区四大经济区的传统思维,确立了以主体功能区为引领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对各地区产业的统筹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省下一步要在各地市主导产业确定、优惠政策条件和外资项目布局等方面加强统筹力度,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招商工作协调机制,组建专业化招商引资队伍,避免各地区的招商引资竞争,打破一哄而上抢资金、分头出击争项目的不利局面。在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大力发展研发、设计、金融、营销等总部经济,出台专门针对跨国公司总部的招商引资政策,提高中心城市服务带动能力。同时,合理引导产业链中下游加工制造环节在我省其他中小城市布局,推动形成大中小城市功能分工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体系。
对接“一带一路”切实提高“走出去”的能力
“一带一路”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实施的重要载体,下一步我省要对接“一带一路”,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在提高“走出去”能力方面下功夫。
一是构建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方联动机制,鼓励企业“抱团出海”。广东应充分利用国家层面的FTA战略,加强与其他国家地方政府层面的经济合作,签订框架协议,为企业对外投资铺路护航。省属国有企业利用自身的资金和技术优势进行基础设施、产业载体和海外大宗商品基地建设,为民营企业跟进投资争取更好的政策和产业配套条件。广大民营中小企业要基于产业链上下游分工合作关系集体“走出去”,降低“走出去”的风险,提高对外投资效益。
二是依托国有企业或行业协会建立专门服务于企业对外投资的专业机构。目前我省与对外投资活动有关的机构有商务厅、侨办、贸促会等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尚无专门负责海外投资促进和保护的机构。可以考虑依托省属国有企业或行业协会建立专门服务于企业对外投资的专业机构,采用公司化运作模式为我省的海外投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帮助企业开发国际市场,提高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并且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三是制定鼓励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信贷和保险一揽子政策措施。在税收方面,对从事海外投资的企业实施专项税务减免以及双重扣除的政策,对外投资的企业可享受超过一般企业的税收优惠,企业可以将咨询费、前期调研费用、海外投资场地租赁费、设备维修费用、技术创新研发费用等在应纳税额中进行扣除。同时,对海外投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贷款担保和贷款风险分担,帮助企业在海外扩张中提高自身的融资能力和资金安全。
四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加强与友好国家与地区企业的合作,充分利用它们在国际市场联系、跨文化管理、国际化人才与国际资本运作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与管理优势,降低“走出去”的风险。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管理学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