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升：如何看待当下宏观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挑战还是机遇？

    自从2020年初新冠大流行以来的两年多时间内，无论是经济学家、财经评论员、企业高管还是财经官僚在预测和描述未来的经济前景时，最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不确定性” 一词[1]。“不确定性”一词原本是一个中性词汇，是对经济活动未来状态的一种描述和判断，但现在却成为一个与负面有关的词汇。按心理学的解释，人们天生喜欢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因此而获得安全感，而不确定性带来的模棱两可和捉摸不定会让人感到威胁、焦虑和沮丧，从而引发负面情绪。按经济学的解释，在经济活动中，无论是公众、企业家还是财经官僚，日复一日地需要面对消费、投资和公共政策的决策问题，而不确定性会让他们感到困扰和迷茫，从而会做出过度的、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反应，这种反应经常会偏离最优决策。由于大多数人是保守型人格，不确定性会使这些人变得过于谨慎消极，不愿消费或不愿投资，这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后果。还有少部分赌徒型人格者，它们可能会莫名的兴奋并出现过度的投机行为，这会进一步加剧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引发的负面情绪尤其是与宏观经济活动面对停滞、衰退、危机和剧烈震荡的巨大压力相联系时，这一负面情绪还会与悲观情绪的传播结伴而行，从而产生灾难性结果。悲观主义情绪的蔓延具有“自我实现”的特征：当人们对未来前景抱有悲观预期时，他们就会减少自己的消费，而消费的减少导致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从而再次强化人们的悲观预期，如此往循环，从而使得悲观主义的预测自动地变成现实。这种“自我实现”的最近的一个例子与网上流传的华为总裁任正非的内部讲话有关。一旦一个企业家形成全球经济将走向长期衰退的寒冬的预期，即使是象华为这样一个雄心勃勃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技术公司的老板，也会做出收缩投资和关闭生产线的决定，并谦卑地宣称以“活下来”这一生存底线为最高目标。当然，情绪如同病毒一样会迅速传播，对全球经济持有“寒冬”式的悲观预期并收缩投资和业务以“活下来”的并非华为一家，而是在国内和国际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跨国公司。或许华为及其他的跨国公司应对“寒冬”的策略有些过度反应，但即使反应未过度而是一种高度理性的行为，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也不是一件好事。它只会导致全球经济的更进一步衰退，从而更加证实之前的“寒冬”预言。就此而言，如果说整个社会就未来经济前景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能形成共识的话，这个共识一定就是不确定性的挑战。但如果仅仅意识到不确定性是一种挑战，而不能发现它同样也潜藏着机遇，那么我们就注定会陷入悲观主义并被悲观主义所压垮。
    宏观经济的多重不确定性
    按照弗兰克·H·奈特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经典区分，风险是指未来经济活动的收益和损失等状况的分布范围和状态是可度量的，而不确定性则是不可度量的一种状况[2]。或者换言之，不确定性实际上是我们对未来无知的一种反映和度量，人们越无知则不确定性就越大。不确定性有着三个来源：首先，经济活动天然的具有随机性、非规律性特征。比如，股票市场的随机行走理论就认为，股票价格的变化是随机的，因而是不可预测的。同样，个人行为也具有随机性，绝非如理性的经济人那样简单和可预期；其次是人们认知能力的限制。普通人常常通过既有的思维、认知模式和经验来理解未来的经济活动，而经济学家和商业高管们甚至会用高深莫测的数量化模型来预测未来的经济活动，但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精英都很难做出精准的预测到未来的变化，而精英们在金融或经济危机预测等方面极其糟糕的表现，已经让他们的傲慢声名扫地[3]；第三是不可控的外部环境和冲击。例如，相对一国国内经济，全球经济变化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不可预料的外部冲击，如大流行、俄乌战争等会带来极端不确定性。
    尽管不确定性很难或根本无法度量，但当人们在不确定性之前冠以“超级”、“极端”、“多重”、“前所未有”等修饰词时，不确定性在不断加大或变得严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这一一状况正如谚语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风连阴雨” 所言，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往往会碰头叠加。就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有四个：信念的不确定性、疫情的不确定性、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这里面临的一个困惑是，上述四种因素是相互独立的还是有着内在的关联，答案同样是不确定的。例如，信念和大流行之间没有关联吗？再例如，对于经济体量为全球第二的中国而言，能将外部环境看成是完全的外生和独立变量吗？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不得预设它们是相互独立的，以免落入对四个因素之间关系纠缠不清的陷阱中。
    ●信念的不确定性
    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是，1978年以后四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高达9.4%，增长率之高和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举世无双的。这种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人们已经将高增长及其相伴的各种现象——充分就业和低通胀，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持续提高，汽车、个人住宅的快速普及，企业规模、利润和市值的高速成长，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教育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持续改善等——视之为理所当然，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关于未来经济的“确定性”信念，即人们深信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不妨称之为“高增长信念”。高增长和高增长信念一种相互促进和相互强化的关系。强大的高增长信念，既激励了公众的消费扩张和消费升级，也激励了企业家更快的投资扩张，从而成了中国式增长奇迹的一个重要支撑。即使是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债危机和大衰退，以及2020年之前数年的增长速度从超高的两位数滑落到6-7%的中等水平，人们对高增长信念也从未出现过大的动摇。
    现在，面对骤然来临的宏观经济罕见的低迷状态——工作不稳定和巨大的就业压力，收入前景不确定导致的消费缩减，金融、房地产、商业零售业巨头企业的债务和流动性困境和破产威胁，更多企业压缩投资和生产、裁员等，公众和企业包括财经官员难免错愕、张皇失措、无所适从。显然，宏观经济的大幅下滑和低迷对之前的“高增长信念”是一个巨大冲击，虽然不至于摧毁高增长信念，但确实不再那么坚定和乐观了。也就是说，人们对经济的“确定性”信念正在转向“不确定性”信念。当然，已经内化了的高增长信念有其坚韧性，绝非像口号那样可以朝令夕改，而同样的，拥抱不确定性也绝非媒体上的如簧之舌所鼓噪的那般轻而易举。要适应信念的转向，习惯“不确定性”或者将“不确定性”当成一种“确定性”，人们可能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调整时期。
    如果回顾一下经济增长的轨迹，就会发现当前的增长下滑和低迷并非毫无征兆，只是人们没有对一些明显的信号给予认真的对待，从而更及时地更新既有的信念。例如，学界关于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4]、人口和城市化红利的趋于消失、人口趋于零增长和负增长以及老龄化的加速、房地产和土地财政驱动的模式已显露出盛极而衰的各种迹象，向国际前沿技术逼近所带来的后发优势的消退、国际经验中高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的讨论等[5]。当然，除了未能对上面的信号保持敏锐外，一些其他的信号也影响到人们信念的更新。比如，林毅夫教授几乎是单枪匹马并长期不懈的地宣传他的乐观主义预测，即经济中高速增长可维持的年限比通常预测多出十到十五年；再比如，鉴于房地产与经济增长之间紧密的正向关系，前些年房地产市场空前严厉的限购政策，实际上释放的是一个需求被人为抑制因而仍有巨大成长性的乐观信号。
    ●大流行带来的不确定性
    2020年初的新冠大流行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不可预料的外部冲击的一种典型例子，也是当前面对的多重不确定性中影响最大的。事实上，大流行的一些影响，如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之大是过去四十年所从未有过的，这就是确定性的一个事实。另外一个确定性的是，如何应对这一冲击，尤其是统筹和兼顾防疫和增长这两种既互补又消长的复杂关系，是宏观经济政策重心所在。在大流行第一年的2000年，经济增长率由前一年的6%大幅下滑到2.2%；2021年，由于之前一年的基数过低加之抗疫和经济恢复方面的双重努力，经济增长出现了巨大的复苏，增长率暴涨到8.1%；到了2022年上半年，同样由于之前一年的基数过高以及疫情的严峻形势，增长率又再次滑落到2.5%。可以看出，作为宏观经济最重要指标的增长率变得有些飘忽不定，也就是说变得不确定了，其他的宏观指标当然也就变得不确定了。大流行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增强反映了多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新冠病毒的快速变异和越来越强的传染能力，使得疫情在区域间传播的范围、规模、周期变得捉摸不定，这意味着各种防疫措施及其可能的经济影响也变得难以预期，这会严重困扰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决策。而疫情的不断反复以及随之而来的管控和解除管控、以及更为常态化的管控措施，会更进一步加剧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不确定性预期。
    其次，疫情何时结束和“回归正常”也同样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一旦“回归正常”，外部冲击的许多影响也将消失，不确定性也将大大降低。但如果不能给出结束疫情回归正常所需要的各种技术性条件（如冠病防治的疫苗和药物技术、病毒的危害性和可控性、医疗资源及能力等），经济和社会性条件（成本与收益的权衡、经济利益和生命价值之间的权衡等），以及认知条件（如在回归正常方面达成社会共识）等，那么经济活动的各个主体就可以据此做出更明确的预期，从而降低决策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当然，给出这样一组条件可能是极为困难的，或许是否存在这样的条件本身就是不确定性的。在大流行之初，像钟南山这样的顶级防疫专家曾经指出，一旦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和特效药研发成功，就将是新冠疫情的终结之时，现在看来这一判断失之草率。
    第三、即使大流行终结并“回归正常”，大流行的长期影响同样面临着不确定性。当然，即使没有大流行的冲击，经济的长期发展也会存在不确定性，但大流行会极大地增强这种不确定性：大流行会改变我们在之前对长期经济前景的预期吗？“回归正常”之后会恢复到大流行之前的状态吗？大流行不仅影响到当下和短期的不确定性，也会严重影响长期经济的不确定性。
    ●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
    监管政策的变化也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了，这是许多因素推动的结果：
    首先，关于政府和市场如何发挥作用，也就是关于政府和市场活动边界的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与之相关的是政企关系的变化以及对资本和市场的信任情绪的变化。
    其次，监管机构监管能力和自主性的空前增长，这一增长已经对市场经济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平台经济领域，最近几年以科技金融（从P2P的网贷、众筹保险到网络支付、加密货币）整治、反垄断和数据安全为主旨的大规模监管行动，已经从根本上重塑了平台监管——从早期的自由放任和消极无为转向强监管，并影响到了平台的扩张和并购、融资和上市、公司市值以及资本向平台领域的流入，当然也在重构平台内外部的治理方式。由于监管进程还处于演进中，加之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快速演变，平台监管政策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再比如，因流动性和债务危机以及因非法和违规经营而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和企业集团，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并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性影响，因而监管部门的接管行动有其必要性。但是，接管的条件、程序和规则、透明性以及退出的方式等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还有像一个存在了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教育培训行业的大规模整治，也对行业和投资者行为带来了难以预期的影响。
    第三，监管政策的中立性变得不确定。最近的一个热点是反垄断对国有企业垄断的适用问题的争论。
        
    无论是公共利益之名，还是以参与全球竞争之名，对国有企业的垄断以及发生在大型国有企业之间的水平式和纵向的合并行为予以“豁免权”，都会伤及竞争监管的中立原则，即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种所有制企业。另外，在企业并购重组市场中的“国进民退”现象，民营和国有企业在市场准入、信贷获取和救济上的差别化等，都使得竞争政策的中立性变得不确定了。
    ●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
    与国内不确定性增大一样，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也在持续增强，并且被视之为一种极端不确定性。其原因，除了新冠大流行对全球经济的重创外，全球化进程被逆转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这一逆转始于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挑起的中美贸易冲突，后一冲突已经演变为贸易、高技术和产业、中概股、意识形态、地缘和国家安全等多维和相互纠结的冲突格局。同时，这一冲突又与西方国家内部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俄乌战争、新冷战的叫嚣、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纠缠在一起，使得全球化进程变得高度不确定。而围绕政治和意识形态，贸易、产业和技术、地缘和安全等多维度所展开的博弈，很可能带来冲突的上升螺旋——一种冲突可能会导致另一种冲突的加剧，从而使得去全球化进程一发不可收拾。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高度依赖不断扩张的全球化进程，包括贸易和投资、供应链和市场，以及技术引进对生产率提升和快速追赶的巨大作用，因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增强，尤其是全球化进程陷入停滞、甚至出现大倒退、“大脱钩”和大分裂的可能，必然会严重影响国内经济增长进程。除了上述因素外，西方国家的高通货膨胀及其紧缩政策可能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危险，也使得国际经济前景变得飘忽不定。事实上，作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的一个显著的表征就是，负有盛名的国际权威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以及主要的国际投行，在最近两年都极其频繁地修正其关于全球和地区以及主要经济体年度增长率和中期增长的预测，这使得这些预测看上去如同儿戏，声名扫地。以今年国际货币基金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为例，今年1月份的预测为4.4%，到了4月份就下调到3.6%，7月份又再次下调为3.2%。可以预计，这不会是今年预测数的最后一次调整。
    不确定性潜藏的机遇
    不确定性是一种全然负面的因素，没有任何正面价值吗？有太多的理由这样认为：从心理上来看，它制造并加重人们的焦虑情绪，尤其当经济活动呈现下降趋势时，还可能导致悲观主义情绪的蔓延，从而使得经济下滑或低迷甚至成为一种“自我实现”；从行为的角度看，由于关于收入和市场前景的预期变得不确定，人们的消费和投资决策或许不会像之前那样大手大脚，而是更趋谨慎和保守，这会加剧经济低迷和下滑；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私人的谨慎和保守行为还可能导致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挤出效应，从而使消费和投资刺激政策存在失效的风险。但是，我们对不确定性的认知并非只有上述一种模式，还有另外一种认知模式，一种更加乐观积极的认知模式，这就是辩证思维的认知模式。如果从“福祸相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辩证思维出发，就会发现“机遇与挑战并存” 并非是一种说说而已的套话，而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内在规律。不确定性同样也潜伏着诸多机遇。
    ●激发人们将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的努力
    从辩证逻辑来看，在确定性情况下，人们往往安于现状并被惯性和惰性思维所主导，从而很难对制度和政策作出重大改革和调整。但在面对极端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尤其是与经济困境相联系时，这会让问题聚焦、凝聚共识，激发人们的热情，从而成为推动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以提高经济活动确定性的动力。从制度性改革来看，尽管人们对如何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领域、方向、路径和策略有着广泛的争论，但却已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即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是应对国内外多重不确定性，重回中高速增长的治本之策。
    为了应对国内和国际环境的的多重不确定性的挑战，最近几年经济管理部门创新性的出台了强有力的、一揽子组合政策，以便保持经济增长、就业、金融、消费、投资和预期等主要宏观指标的稳定。这包括：通过扩大内需从而降低经济总需求的波动，以应对贸易冲突和去全球化不断加剧的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时通过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和前沿技术的产业化，以应对高技术和产业领域的冲突以及国际供应链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通过一系列的消费补贴和刺激政策，空前规模的新基建扩张计划，以及供给端的面向中小企业的减税政策，加上房地产领域的管制放松政策和稳定政策，以应对新冠疫情对宏观经济的持续冲击。从最近几年政策的经验来看，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越大，对于以强化确定性为导向的政策呼吁就越强烈，政策的实施力度就越大。
    ●企业和地方的行为趋向理性化
    正如之前我们指出的，关于四十年高增长所形成的信念，也滋生了企业和地方严重的非理性现象：由于宏观经济高速稳定增长所带来的市场和利润的增长是高度确定性和可预期的，因而企业为了更快地实现规模扩张和多元化扩张，往往依靠信贷和高债务杠杆进行疯狂的、非理性的投资，这种投资冲动及其风险的不断聚集，往往被经济繁荣甚至“泡沫”现象所掩盖。但随着高增长被各种内外部冲击所打断，增长下滑以及市场前景变得不确定，依赖金融杠杆的过度扩张的弊病暴露无遗：营收大幅低于预期甚至是下降，导致利润下降甚至是巨额亏损，进而带来流动性不足并触发债务危机，这使得许多大型的金融控股集团和企业集团陷入被接管、重组或破产的困境。当然，除了盲目乐观的非理性投资和扩张行为外，资本的极端贪婪的本质也是重要原因。面对不确定性和企业可能面临的危机，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们也不得不“敛雄心、抗高调、变委婉、成悲凉”，也就是说正在从非理性的行为向理性行为回归，这一回归不止是华为的任正非，而是一大批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地方政府行为中。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的积极主动性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这一作用的发挥依赖土地财政的强大支撑。而高增长所带来的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以及可预见的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飙升，成为地方财政收入和收入增长的支柱，从而在地方经济高增长——快速地城市化——房地产需求和价格的持续飙升——财政收入的强劲增长形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相互加强的正反馈系统。“被胜利冲昏头脑”，这一过程往往产生过于乐观和非理性的信念和行为。一旦这一过程走向反面，增长滑坡会带来一连串连锁效果：城市化放慢和房地产需求低迷，进而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滑。而财政支出的刚性特征与收入下滑的结合，势必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的危机。而财政危机的冲击可能带来多方面的变化：对土地财政及基于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从非理性行为向理性行为回归，推进财政预算和收支机制的改革，尤其是为税收收入结构的调整改革打开机会窗口。而推进税收收入结果的改革，不仅为财政收入稳定奠定基础，而且也将对收入分配产生巨大的作用。
    企业和地方政府从非理性行为向理性行为的回归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一代价是一种短期的阵痛。从长期来看，这有着巨大的社会价值：由于大型企业集团和地方政府的困境和危机有巨大的、负向的外溢性影响，无论是政府出面救济还是陷入破产甚或产生连锁反应以致引发系统性危机，都会让整个社会付出惨痛代价，因而行为的理性化会大大降低未来的这种风险。事实上，虽然强有力的政府监管可以抑制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非理性行为和防范各种经济风险，但如果没有各种理性的市场主体的配合，监管政策就可能面临效力不足或失败的风险。[6]
    ●非意图后果
    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的影响是“非意图后果”，即人们的努力将会带来预期之外的结果。一个被经常提到的例子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个人的自私自利而不是利他行为却带来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再一个例子是本来是用于军事用途的互联网的发明，却成为当代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民用技术。如同外部性经常产生正向和负向两种影响一样，这种非意图后果既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好心办坏事”就是后一种情况。例如，旨在通过严格限制企业解雇员工以保障就业岗位的政策，往往适得其反，导致企业不愿更多地雇佣人员。
    新冠疫情虽然对许多行业如旅游、交通、文化娱乐，餐饮等服务行业，尤其是线下的服务业活动成生了巨大的冲击，线下实体店铺的倒闭潮随着区域性疫情的传播此起彼伏。但是，大流行的一个重要的“非意图后果”是在线业务的大幅增长，以及数字化转型过程的加速。相比于疫情之前，人们的购物和消费更多地由线下转入线上，电子支付更为普及，学生更习惯于线上授课，各种会议也更多地从线下转向线上。同时，迫于疫情管控而不得已的居家灵活办公实验，也被证明是传统办公室工作的一种可行的替代方式。还有新基建——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特征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计划，也将为数字化转型和新兴数字业务的发展提供强劲支撑。有研究指出，正是数字经济的强劲增长极大地延缓了宏观经济总体增长的下滑速度。
    另外，大流行对于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特别是人脸识别，电子和通讯监控，数据采集、聚合和分析，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技术的研发、应用及产业发展都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不过，当信息网络技术的强大功能和威力如赋码权、电子手环被用与疫情防控无关的其他领域，以及疫情管控中集聚的与每个人有关的海量个人隐私数据面临泄漏和滥用的威胁时，疫情带来的也可能是一种负向的“非意图后果”，这意味着我们对“非意图后果”保持警惕。
    通向确定性之路的关键
    不确定性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种内在属性，人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不确定性，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消灭它。即使是完全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上个世纪的实验也表明无法像它期望的那样消除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更不可能按照计划官员的期限要求发明出某项技术。因此，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一个基本的目标是将当前的多重的极端不确定性降低到适当的程度，从而恢复人们对增长和就业、消费和投资前景的信念，从而更快地走出经济下滑和低迷的困境。其中，如何将不确定性激发的整个社会对确定性的期盼和激情，转变成改革开放和政策调整的具体行动，是最为迫切的一个问题。否则，有关的改革和政策建议就仅仅停留在口号和争论中，这无助于降低不确定性，反而会延续甚至强化经济会动的不确定性。这里我们不去涉及制度性改革开放和政策的具体考虑，这样的一个考虑远远超出了篇幅和能力的限制。这里的重点关注的是确定性政策的一些基础性环境，涉及“公共品困境”和“监管自主性困境”两大问题。
    ●打破“公共品困境”
    制度和政策的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公共品。虽然政府监管部门在制度和政策的供给中处于中心地位，但如果没有其他经济主体——企业、公众、社会组织——的关注、呼吁、参与、推动和问责，这一公共品的供给也会如同其他任何一种公共品一样，面临供给不足的情况。从集体行动的经济学出发，如果经济主体，无论是消费者、企业家还是社会团体都是出于一种“理性经济人”的考虑，将制度和政策看成是一种刚性的、外在的约束，从而通过精明地算计寻求自身的最佳应对策略，或者抱着搭便车的心理，寄希望于其他人为公共品付出而自己坐享其成，
        
    那么制度和政策的供给就会不足，也就是说不会有制度的改革和政策的调整出现。其结果是追求个人最佳利益的个体理性行为，将导致整个社会陷入不作为和无效率的困境中。这就是所谓的“公共品困境”。如何终结新冠大流行，“回归正常”就是这一困境的一个典型例子。不论是就紧迫性而言，还是就大幅提升经济活动的确定性以重拾人们的信心而言，如何采取实际行动终结大流行，都是当前最重大的公共政策议题。
    ●打破“监管自主性困境”
    减少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而政策确定性的关键是可信承诺问题。由于作为政策制定者的监管者和其他市场主体之间是一种动态博弈的关系，因而监管者的策略（政策和规则）是否能有效地保护和增进其他行为者的利益，如有效地保护产权和创新、维护公平竞争、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对自我行为的有效约束等，并且这些策略（政策和规则）具有一贯性和一致性，不会朝令夕改，那么这就是一种可信承诺，就会给其他行为者带来更确定和清晰的预期。可信承诺与监管自主性能力高度相关。能力不足会导致监管者难有作为，也就很难做到产权和创新的有效保护，也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而破坏公平竞争；相反能力过大则会导致监管者的过度作为甚至是滥用权力，导致对其他行为者的掠夺和对创新的压制。因而能力过低和过高都不会带来可信承诺，这就是“监管自主性困境”。最近这些年，我们见证了监管自主性的空前增长，这种增长可能已经使得监管自主性能力从一个极端（过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高）[7]。因而，增强政策的确定性，就必须打破“监管自主性困境”，使得监管自主性能力调整到一个适度的水平，既能压制利益集团的寻租和游说活动，但又能洁身自好而危及产权、竞争和创新。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适度的监管自主性为基础，监管者就很难做出可信承诺，再好的监管政策设计都难以降低其他行为者对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预期。
    注释：
    [1]在百度中对含有“不确定性”和“经济”的网页进行联合搜索，发现6370个网页；而在百度学术中对2000年以来学术刊物中包括“不确定性”和“经济”的文章进行联合检索，发现有2270篇论文。
    [2]弗兰克·H·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商务印书馆，2006年。
    [3] 克鲁格曼对次债危机之前经济学家们的洋洋自得，而没有对危机有丝毫察觉的情况极尽嘲讽。参见保罗·克鲁格曼：“经济学家怎么会错得这样离谱？”，载《比较》2009年第5期，中信出版社。
    [4]“刘易斯拐点”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枯竭，这会导致劳动力供应短缺和成本上涨，也会减慢城镇化进程，拉低长期增长率。参见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标识性变化”，《经济研究》2022年第1期。
    [5] 兰特·普利切特和劳伦斯·萨默斯认为，从国际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唯一最稳健和惊人的事实是“回归平均数”，即高增长有其尽头，基于当前的增长预测未来的增长是不牢靠的。参见兰特·普利切特和劳伦斯·萨默斯：“亚洲超高经济增速将回落至全球平均水平”，《比较》2015年第1期，中信出版社。
    [6]参见罗伯特·希勒：《非理性繁荣（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7] 参见李红升：《马云和阿里巴巴为何陷入困境（二）：基于监管自主性的视角》，學人Scholar，2021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