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1岁男孩和几个同学在河边玩耍时,不慎落水,曹胜鲁来不及掏出兜里的手机和钱,翻越一米多高的护栏跳进冰冷的河水救人。为救人从鬼门关闯过来的曹胜鲁上岸后,却遇到了寒心的一幕,全身湿透的他打算回家换衣服,连拦三辆出租车均被拒载,最后民警将曹胜鲁送回了家。(11月29日《齐鲁晚报》)
“理性经济人”道德跛脚了
王甄言(公务员)
就像一个万花筒,从一件事看到了两类不同的人:一类是曹胜鲁这样见义勇为的人,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实现利他目标;一类是前后三辆拒载的的士,这些人属于理性经济人,做任何事情始终以自己的利益最大为原则,任何事只要损害其一点利益,就坚决拒绝。
当这两种人“同台表演”时,最终就会制造出态度截然相反的“舞台效果”。这一方面照见了三辆的士司机所代表的部分国民需要进行提升品格,提升社会道德素质,学会尽到基本的公民责任、社会责任,在必要时为他人、为社会作出“小牺牲”和贡献;另一方面,更照见了“曹胜鲁们”的高大和难能可贵。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品质瞬间判若云泥,做人不能“太的士”,要向“曹胜鲁们”学习,做一个受人敬佩的人。
但是,绝不能因为看到“曹胜鲁的遭遇”,就感叹“做好人没意思”,从此走上“比差”的邪路,学会了冷漠,如果大家都做理性经济人,一心只考虑自身的利益,有意无意抛弃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甚至在“比差”的路上狂奔,冷漠无处不在,彼时大家都一心为私,不尽社会责任,最终谁都会成为冷漠的受害者。因为,社会失去了互帮互助的基石,没有谁可以在“丛林”中独自生存。
理性经济人是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的精髓,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原教旨,但是,亚当·斯密不久就发现理性经济人的致命缺陷,于是又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对理性经济人观点进行了“纠偏”,呼吁理性经济人要留住“道德血液”,尽到社会责任。或许,很多人只读《国富论》,学会了做个理性经纪人,却不读《道德情操论》,不知道更不理解“道德血液”之重要,跛脚了。
拒载不是简单的道德命题
木须虫(公务员)
的确,热心见义勇为的救人者全身湿透,却先后遭遇三辆出租车拒载,听起来就令人寒心。在传统的观点看来,这些出租车司机冷漠到了家,道德形象的逆差更容易激发吃瓜网友即大众的愤怒。
其实,就出租车的服务而言,“救人者”也只是一名普通打车的乘客,与彼时彼地任何穿着湿衣服的人并无差异。虽然,我们更希望社会对见义勇为者予以更多的关爱,呵护道德正义,但这只是倡导性的社会义务而非个体法定的责任,所以,并不能奢求出租车司机给予其区别于其他乘客特殊的照顾,甚至上演知情后即热情相送的感人桥段。
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出租车接二连三地拒载——倘若打车的不是救人者,或许不会成之为新闻,这才是值得思考的地方。如果救人者被高看一眼,而其他乘客可以轻易被拒,权利通过道德来救济,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事实上,我们更期待公共生活中,人们的权利能够得到规则的尊重与保证。比如打车,任何人在有需求时,出租车无特殊原因都应无条件满足。而在个案中,如果出租车能遵守这一规则,想必于需求于道德是双双获益的,可见,规则才能保证社会的公约数。
拒载成为出租车司机的共选,无关对见义勇为者态度冷漠与否,而是作为职业者“唯金”的扭曲价值追求。拒载救人者真正的原因是他全身湿透而且脏,正因为如此,在出租车服务领域,被拒载的不止这样的见义勇为者,还有民工、孕妇、老人,还有郊区的不去、路近的不去……选择性搭载与拒载的种种行为。一个出租车搭载可能是道德问题,而拒载成为业内的共选,则不是简单道德命题。
像个案,拒载的出租车司机都应受到处罚,不因为他们搭载了救人者,而是因为他们搭载了乘客,不是以抚慰见义勇为的名义给舆论以交待,而是以规则的名义给权利以撑腰。然而,行业与社会更习惯于道德的评价,而真正缺失的恰是规则约束惩处的力量。出租车司机敢随意搭载,不是因为他们天性自私,而根本还是在于自私挨不到切肤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