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理性的反思，科学的发展

　　编者按：光阴如梭，时间的指针指向2017。回顾2016，上海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各条战线成果丰硕。就上海2016年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东方网特邀评论员撰写评论进行盘点。希望在盘点中，我们能坚定信心，以更加自信、更加昂扬的姿态去迎接2017！

　　2007年10月，作为全人类在21世纪共同追求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被写入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并设定其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之一。迄今，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政方针已经跨过了10个年头，回眸这一历程，似可一言以蔽之：理性的反思，科学的发展。

　　无可置疑，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毋庸讳言，一方面，我国人均资源不足，人均耕地、淡水、森林仅占世界人均水平的32%、27.4%和12.8%，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实行主要依赖增加投资和物资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增长很快，何况国人尚未真正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绝对相互依存关系，尚未清醒意识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发利用会同时给人类带来危害和隐患，因而某些地区片面经济利益的追求强烈影响着环境决策，未能有效采取有节制的休养生息的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方针。

　　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诸如旱涝、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荒漠化、沙尘暴等频仍，它使得国人在惊诧、警悚之余有了一番理性的反思，痛定思痛后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生态文明的基础之上，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我国的经济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文明建设不止是一次有意义的理论创新，更是一种有建树的实践活动，它是我党和政府实施“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政治承诺。

　　我党和政府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维，一步一步践履着这一政治承诺，如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治国”框架，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2010年，“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被纳入“十二五”规划，并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重要论述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规划了蓝图，也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战略的层面看，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到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则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一变化，不止是意味着它是对我国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真切回应，更意味着在我国今后的发展进程中，亟需把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显而易见，“五位一体”彰显出我国发展的总体布局已然走向全面和系统。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所审议的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强调“十三五”期间需要在10个领域取得“明显突破”，其一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紧接着，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明确在新一轮五年发展中，绿色发展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态势，成为“十三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基调。“十三五”规划提出了10类16项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约束性指标，它体现三大特色：一、发展政策上，抓紧拟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方面的经济政策体系，鼓励发展政策与鼓励环保政策有机结合；二、发展布局上，遵循自然规律，开展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工作，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功能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要求确定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引导各地合理选择发展方向，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三、发展规划上，以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为圭臬，进一步优化重工业的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话语脍炙人口，他提出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更是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生产力”论述的内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与时俱进，需要经济发展，但是，它必须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之上，即：“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语）。正是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GDP考核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中淡化。2013年12月，中组部印发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对于“造成生态严重破坏的”已离任的也要追责，从而结束了以往实行的简单的以GDP排名论英雄的做法；2014年制定的《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则规定：可约见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负责人，它犹如悬在某些破坏生态环境的地方政府头上的一把利剑。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淡化GDP的做法已屡见不鲜。2015年地方“两会”上，有26个省（市/区）调低了GDP增长目标，甚或不设置GDP增长目标。这一举措除了具有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性意义外，而且也是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治国方略的必由之路。

　　“依法治国”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生态文明建设”当不例外。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把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提升到了建设生态文明法制层面。随之，我国建立了一系列生态责任追究制度和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如“河长制”），不断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体系（如中办、国办于2016年12月印发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以及发改委等多部门出台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2014年6月，最高检发布了云南省昆明市李明坤玩忽职守案、江苏省宿迁市徐有等3人污染环境案等15个涉及生态环境领域犯罪的典型案例；这一年，最高院两批发布了人民法院环境保护行政典型案件，其中“刘先生诉胶州市环保局”一案入选最高院公布的10大生态文明典型案例。

　　2015年11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向全世界宣布：“面向未来，中国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三五’规划重要内容，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形成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重，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担当，矢志不渝，日臻“水更绿、山更青、天更蓝”的诗意般栖居的“善治”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