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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比亚迪公司下属的 11 个工厂雇用了 13 万员工，其中 8 处在中国，另外 3 处分别在印度、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公司在美国的业务规模很小─在伊利诺伊州埃尔克格罗夫村设有一个市场营销点，就在摩托罗拉公司附近，大约有 20 名雇员；另有 20 人左右在旧金山搞销售，地点离苹果公司总部不远。比亚迪公司为摩托罗拉公司生产其大约 80% 的锋彩（RAZR）系列手机，同时还生产用于苹果公司（Apple） iPod 和 iPhone 的电池，以及低成本笔记本电脑上使用的电池─包括由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设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非营利机构─“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分销的那种型号。公司营业收入在过去 5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45% 左右，2008 年达到 40 亿美元。
巴菲特买下比亚迪的股份，打破了他自定的好几条准则。“我对手机或电池一无所知。”他承认。“我也不懂汽车原理。”可是，他又说：“查理·芒格和戴维·索科尔都是聪明人，他们懂这些。况且毫无疑问的是，比亚迪自 1995 年以来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还有一件事令他感到放心：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最初打算买下比亚迪公司 25% 的股份，但王传福拒绝了。他虽然希望与巴菲特开展业务上的合作─据他所称，以此提高自己品牌的声誉，打开进军美国的大门─但又不愿让比亚迪股份的出让比例超过 10%。“那人不愿意卖掉自己的公司。”巴菲特说。“这是个好迹象。”
我们在深圳迷路了。我飞了 8,000 英里去见王传福，但在去采访他的路上，司机把车停到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旁，一边用广东话大声地打电话，一边飞快地在 GPS 导航仪触摸屏上写汉字。坐在我身后的公关小姐满脸愁容。“GPS 不管用。”她说。“新建的公路太多了。”
这不能怪司机或导航仪（后者很可能就是在附近什么地方生产的），因为深圳是全球电子工业的制造中心，你用的手机、数码照相机和笔记本电脑很可能就是在这儿生产的。与香港隔河相望的深圳是世界上最大、发展最快的城市，而大多数美国人却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它。它也是最像美国的中国城市，因为这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到这里来寻找更美好的生活。
邓小平在 1980 年指定深圳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允许在此发展资本主义之前，这里只是个小渔村。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不断扩展的巨型城市，人口达到 1,200 万至 1,400 万，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在像比亚迪开办的这类庞大厂房里辛苦工作，每月工资只有大约 1,300 元人民币，相当于 190 美元。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比亚迪的新总部─那是一座银色办公楼，放在硅谷也很相宜─后，我被带去参观公司的“展览馆”，里面展示了公司的产品及其短暂历史的每个重要阶段。随后，有人把我领到会议室，桌上摆放苹果、香蕉和樱桃西红柿。王传福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他现年 43 岁，个头不高，头发乌黑，戴眼镜─开始通过译员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刚创办比亚迪公司时的野心并不大：打进由日本人称雄的电池业。“从日本进口的电池很贵。”他说。“还要付进口税，交货周期也很长。”他研究了索尼和三洋的专利，把它们的电池拆开，了解其制造原理。他说，那是个“经历了大量试验和失败的过程”。（后来，索尼和三洋公司指控比亚迪侵犯其专利权，但没有成功。）
比亚迪公司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是王传福做出雇用农民工取代机器的决策之后。过去在日本进口组装线上使用每台价值 10 万美元以上的机械臂的地方，公司代之以成百乃至上千个工人，从而降低了成本。
“我第一次参观比亚迪下属工厂时感到十分震惊。”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香港分部一位高科技业分析师丹尼尔·金（Daniel Kim）说。金此前参观过日本和韩国的全自动生产线。“那里的商业模式完全不同。”为了控制质量，比亚迪把每道工序分解成基本任务，并且实行了严格的检验程序。根据哈佛商学院对该公司的一项案例研究，到 2002 年，比亚迪已经成为三大可充电（锂、镍和镍镉电池）技术生产领域中的全球四大制造商之一，在中国则是首屈一指。而且王传福强调，与索尼和三洋不同，比亚迪从未面对过召回电池的情况。
负责调度公司大量劳动力的是一大批管理人员，以及发明和设计产品的工程师。如今，该公司雇用了大约 1 万名经过专门培训的工程师─参加这些培训项目的人中，有 40% 左右不是自行离开就是被解雇；另外还有 7,000 名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正在接受培训。王传福说，这些工程师都来自中国最好的高校。“他们是人才中的精英。”他说。“他们工作非常努力，个个都不甘示弱。”比亚迪之所以雇得起这么多工程师，是因为这些人的月薪只有 600 至 700 美元左右；此外，他们还能享受公司福利，住在公司补贴的公寓小区中，在公司餐厅里吃到便宜的饭菜。“他们基本上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都吃、住在公司，连喘气和思考都在公司。”一位研究过比亚迪的美国管理人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