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如黄花败落

    作者: 胡泳

    西欧的商业活动在 13 世纪已呈现南北之别，两片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中心城市。南部的一片是属于地中海文明的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北部则有布鲁日、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以及汉萨同盟势力所及的波罗的海、北海、英吉利海峡沿岸诸城。然而，在随后的漫长世纪里，欧洲经济却经历了一个重心北移的过程，昔日意大利伟大的商业和工业城邦先后如黄花般败落。

    意大利曾是欧洲中世纪商业革命的先驱，率先从闭关自守走向国际贸易和劳动分工。阿尔芒多 萨波利曾经指出: “直到今天，人们不能找到任何东西，包括所得税在内，在天才的意大利共和国中没有先例。”确实，汇票、信贷、铸币、银行、期货、财政金融、公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以及有关资本、劳动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所有问题，都已在意大利存在。迟至 16 世纪，意大利还是一个重要角色。它的制造业繁荣，在向西班牙和北欧诸国提供商业和银行服务方面成就卓越。然而，意大利却因未能抓住地理大发现提供的机遇而丧失了其“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布克哈特语）的地位。这成了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

    地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意大利只关注地中海，意大利的船舶不曾出现于印度洋，也没有横渡过大西洋。而穿越大西洋的贸易在 16 世纪上半叶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塞维利亚和里斯本是新开辟的航道的终点，它们首先受益。先是安特卫普，然后是阿姆斯特丹，成了欧洲的金融首都。荷兰、英国、法国北部在经济、文化、技术上生气勃勃。欧洲经济开始了它的“大西洋纪元”，而意大利却只关注于地中海。

    从 1557 年到 1627 年这 70 年间，热那亚的商人兼银行家通过操纵资金和信贷，得以主宰欧洲范围内的支付和清账。一伙银行家和金融家控制西班牙的财政，进而控制欧洲的财政，用今天的术语，可以说他们建立了一个跨国公司。他们从几方面同时获利: 利息，利上滚利，从正签和反签汇票中作弊，白银买卖，黄金交易，债券投机，等等。手段变化多端，金额甚巨。然而，令人奇怪的是，1627 年后，热那亚在同西班牙脱钩、调整投资方向时，竟不脱离过去鼎盛时代的地理框架。同荷兰和日内瓦相反，热那亚不向英国发展，却在法国大量投资。布罗代尔问道: “难道这是因为信奉天主教的热那亚在北欧与基督教银行网势不两立吗？或者是因为旧习惯终究限制了热那亚商人的思想和想象？”总之，这一选择使热那亚随著旧制度的垮台而蒙受无数灾难，热那亚人由此停止扮演欧洲金融霸主的角色。

    在经济上，意大利受制于其旧式结构: 行会控制束缚著工业，很难适应时代的变化。行会于 12～15 世纪在整个欧洲发展。15 世纪之后，其鼎盛时代业已过去，但残余势力仍很顽强。行会的职责是协调本行业成员间的关系，保护本行业成员的利益免受他人的侵犯。也就是说，要保障就业、利润以及享受种种特权和自由。

    虽然行会组织为其会员提供了保险和社会福利，但它们从性质上说是分利集团（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 奥尔森的定义，分利集团的目标是争取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为了增加总的产出）。通过联合运用垄断权力，它们有时还动用政治权力，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做的结果是，降低了经济效率，减缓了技术进步。一个证明是，通过学徒制度，行会严格控制自己的准入。某些行会规定，雇工需要支付足够的钱才能转为师傅，学徒或雇工不许结婚；而另外一些行会则规定，师傅的儿子可以不必经过学徒阶段而直接成为师傅，普通人则必须首先充当学徒。这无数的清规戒律，目的在于使任何一个师傅都不可能利用其他师傅的经验取得重大技术进步。

    在意大利，因为制造业主要限于城市作坊，劳动力成本依旧很高。这些作坊雇用的是成年男工匠，他们从学徒时就在这里工作，但其技术进步是极其有限的。新兴的商人无论经营大宗贸易或开办企业，从一开始便不得不成为城市为了组织整个手工业活动而创立的行会的一部分，从而陷入行会编织的罗网之中。在 17 世纪初，面对北方织物的竞争，威尼斯毛纺业的繁荣就因工匠拒绝放弃高工资而衰退。

    由于意大利迟迟不能统一，它缺乏一个广阔的民族市场。米兰的制造业在 16 世纪蓬勃发展，各种机械系统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当时用于卷丝、纺丝、拈丝的水力机器极其精巧，只用一个水轮就可带动几层机械装置和筒管。这座城市还完成了对周围农村的资本主义征服，把分散的土地归并成大庄园，发展草地灌溉和畜牧业，开凿兼收灌溉与舟楫之利的运河，引入新作物水稻的种植，乃至借助粮食作物与牧草的不间断轮作逐渐取消休耕地。事实上，尼德兰日后推行的“高级耕作”是在伦巴第发端的。为什么米兰和伦巴第的农村与工业部门经历的巨大变革竟半途而废，未能导致一场工业革命？四分五裂的意大利语区存在著的地区性贸易限制，显然构成了米兰的发展障碍。布罗代尔认为，米兰的失败证明，“工业革命作为整体现象不可能仅靠内部，通过经济各部门的和谐发展而实现；它还必须凭借控制外部市场这个必不可缺的条件”（《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63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