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洪：当前中国城镇化整体判断

    未来的城镇化应为分散式城镇化，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城镇化
    关于城镇化问题
    一是产业化与城镇化脱节。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而言，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工业化是“因”，城镇化是“果”，且城镇化与工业化演变轨迹几乎重叠，因此，真正可持续的城镇化也是伴随产业演变的城镇化，城镇化与工业化既要良性互动，又要同步发展。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商品住房成为城乡居民最大市场需求后，以房地产业发展为核心的土地城镇化不断加速并成为遥遥领先于产业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先行军”。一方面，一些主要依靠房地产业发展的三、四线城市，出现了产业城镇化乏力现象，一些有城无业、有城无人的“新城”也纷纷被媒体以“鬼城”而冠之；另一方面，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周边区域所开发的超大规模楼盘，也由于没有产业支撑所形成的“卧城”，与主城之间形成了每天“潮汐式”人流格局，导致了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大城市病”——房价高、交通堵、空气差、淡水缺等问题。
    二是城镇化没有建立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上。城镇化以非农产业发展为基础，但衡量非农产业发展，一要看非农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二要看非农产业就业所占比重。在2012年所反映的中国三次产业构成指标中，虽然非农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接近90%，但非农产业就业所占比重只有2/3不到，第一产业就业所占比重超过了价值（增加值）所占比重23.5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并不是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上的工业化；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使得城镇化成为“城乡割裂发展”的城镇化。
    三是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城镇内部二元结构。“半城镇化”现象的实质是进城农民既不能平等享有市民权利，又不能割断与土地、宅基地以及与原农村集体的联系。总根子在于长期执行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半城镇化”减少了城镇化、城镇现代化建设的政府即期成本，而增加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半城镇化”解决的仅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和城市综合实力的增强，“半城镇化”对城镇常住人口中本地户籍与非本地户籍之间二元关系以及城乡关系的扭曲和对城镇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凸显出来。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对体力型的劳动力旺盛需求，转变为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要，进城农民基本上是体力型的劳动力，尽管出现就业机会，但进城农民越来越难于难找到适合工作，而由于长期在外漂泊，农村只能成为一种回忆。
    四是土地制约凸现。当前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2000年至2010年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61.6%，高于城镇人口46.1%的增长水平。东部一些地方已经到了无地开发的地步，西部则选择移山填沟，人为造地来发展工业。一方面，土地制约几乎成为地方政府众口一词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而另一方面，城镇人口密度开始不断下降，也是在2000—2010年间，城镇人口密度由8500人/平方公里降至7700人/平方公里，特别是许多地方开发区和新城、新区，由于非农产业发展滞后、人口集聚能力不足，甚至出现了大范围“鬼城”现象。中国是以山地高原为主的国家，宜居土地只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9%，人均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40%。本来城镇化集约了人口，可耕作的土地因此可以增加，但是现实城镇化进程中占用国土空间过多，基本农田和优质耕地减少过多、过快，挖山、填水过滥，这样下去，不仅威胁国家粮食安全，而且会破坏国家生态安全。
    五是就业难结构变异。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就业问题的难点主要是返城知青，据统计，1978—1980年平均每年的城镇失业人数为546万，其中，1979年达到了567.6万人，为此，1979年7月20日国家劳动总局负责人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宣布1978年全国安置上山下乡和支边知青255万人，1979年计划安置395万人就业，这个数字相当于“文化大革命”10年就业人数的总和。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深化和减员增效，使得下岗人员再就业矛盾突出；同时，随着农村越来越多富余劳动力进城，农民工就业也成为城镇就业的一大难题。近年来，城镇就业问题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主要难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毕业生，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人，达到了历史新高点，并且将持续若干年维持在高位状态；二是进城务工农民的第二代，已经占进城务工人员的60%以上，他们有的很小就进了城，有的则出生在城里，人生大部分时间在城市中工作、生活并缴纳税赋，却不能完全享受与城市居民大体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就业保障、就业机会。目前，1亿以上的第二代农民工群体，在遥远的老家基本没有承包地和宅基地，自身也没干过农活，不愿意回农村，如果就业出现问题，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会引发社会问题。
       （作者系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专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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