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报告之二：美欧财政同盟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网站刊发报告指出，美国和欧洲近来侧重提升透明度，并关注经济规模等同于大洲的财政同盟能够在各个层级实施统一的预算标准。其次，中国必须在省级政府的预算收入和开支上实现更好的平衡。第三，中国的中央政府应承担扩大社保覆盖范围的责任。最后，中国应努力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进行税收再分配，以减少地理区域上的经济不平衡现象。这篇报告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伟大的美国政治科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曾将政治定义为有关“谁获得什么，在何时获得以及如何获得”的再分配过程。有鉴于此，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弄清中央、地区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基本足够和再分配。
    对于中国、美国和欧元区这样经济规模相当于一个大洲的地区来说，建立财政同盟尤为困难，因为财政收入和财政任务在各级政府之间实现合理分配并非易事。但若缺乏这样的系统，经济繁荣将难以实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方面，我们并没有通用的模板可供参照，政府的构成因历史、地理、人口等因素而不同。特定时期的财政任务及收入分配可能并不适用于未来。
    根据中国政府的一般性收入规模，其政府部门相较美国和欧元区要小。前总理朱镕基的改革扭转了长期以来政府收入下降的局面。截至2013年，中国政府的收入达到了GDP的23%。通过朱镕基的改革，中国财政权力的平衡向北京转移。在2013年的三中全会上，中央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公共财政和中央—省级财政关系的基础性改革。
    在美国，州政府之间的大额财政预算及相关财政预算转移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象。随着美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广泛推行社保制度，其联邦开支的功能性构成也相应提升。由于欧盟/欧元区已经存在大型高福利国家，欧盟不能走美国的老路——即大型集中预算。
    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欧盟成员国政府和中国省级政府的规模都实现了较大增长。美国的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始终秉持“无救济”的规则；而欧洲的情况则与美国相反——自2010年起，其进行了诸多有条件的救济行动。
    当前，美国并没有联邦营业税、联邦增值税以及财产税，这意味着，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收入来源在事实上是分离的，而这种模式无法在欧洲进行复制，因为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对国家所有收入来源都存在较高程度的依赖。欧元区内部的税率不同，这也成为欧洲各国领导人政治摩擦的原因之一。
    在美国和欧盟/欧元区，财政关系侧重的是如何让规模最大、周期性相对稳定的政府收入来源与中央政府层级的收入同时存在。由于美国和欧盟/欧元区中央政府运用个人所得税的能力不同，其财政转移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对于运用财政转移，以便最优货币区域缓和非对冲性冲击的经济影响的想法，从直觉上而言非常有说服力。若欧元区不能向着最优货币区发展便会最终面临崩塌的想法，在政治上无疑是幼稚的。
    结论
    中国领导人能从美国和欧元区财政同盟的历史发展轨迹上学到四点经验教训：
    首先，美国和欧洲近来侧重提升透明度，并关注经济规模等同于大洲的财政同盟能够在各个层级实施统一的预算标准。其次，中国必须在省级政府的预算收入和开支上实现更好的平衡。第三，中国的中央政府应承担扩大社保覆盖范围的责任。最后，中国应努力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进行税收再分配，以减少地理区域上的经济不平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