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前言及鸣谢

    本文摘自《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
    这部作品，是我从未计划写，却在最短时间内写完的一部长篇。没有计划的写作，如同冥冥之中，大自然的隐秘计划，借着作者的笔，借着演化过程的一连串偶然事件，呈现于作者眼前。
    懒散，是我最突出的个性。以这样的个性谋生，能生存至今天，仰赖偶然因素。1993年以前，我不写文章，也没有文集。那时只有两大爱好——读和吃，我写过这件事，是我家邻居对小李说的——Rona，your dingding is good，just reading and eating。这里隐含了许多感慨，许多故事和坎坷，不过这是许多年以后再见面时我才知道的。我是 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现在已经很老了。在西方的学术界，一个人博士毕业后的二十年，没有发表英文论文，怎么还在大学里呢？这是第一类偶然事件。偶然太多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分类，这是赋予理性解释的第一步，一旦有了令人信服的理性解释，偶然就转化为必然了。第一类偶然，与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有关。中国是转型社会，西方是稳态社会。中国转型的趋势，最近几十年是经济上的，从计划向着市场过渡，至于是怎样的市场，还很难说。而且，转型期究竟从何时开始，也有争议。我倾向于认为这一次转型始于清朝晚期，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着的那样，“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据此，则这一次转型的趋势就不仅仅是关于经济的，而是从传统的，向着西方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转型。可想而知，这里包含了多少潜在和明显的冲突，概而言之，只是一个字：“乱”。于是从晚清一直“乱”至今天，融入了中国历史治与乱循环的一个环节。毛主席讲“天下大乱”意味着“天下大治”，现在反思，这是说了辩证法的前一部分，后面的那部分，他老人家心里明白，不能说。韦伯是学者而非政治家，于是他讲了治与乱的全部道理而不仅仅是一部分，流传至今，称为“政治社会学”。关于偶然因素，最近几年，我更喜欢探讨的不是韦伯政治社会学而是《黑天鹅》这本书。结果，我发现一位同好者，是我喜欢到试图为她写传记散文的 Graciela Chichilnisky，她也研究“黑天鹅”，而且在 2010年发表了一篇论文（Chichilnisky，2010-March， “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 with Black Swans”），试图为黑天鹅事件提供统计学基础。她写这篇文章，是受了这一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刺激。我和她都探讨黑天鹅事件，但动机不一样。我和她都赞成这一定义：黑天鹅事件是概率极小却产生致命冲击的事件。
    为了要解释如我这般懒散的人怎么可能在学术界生存至今，我需要引入第二类偶然事件，涉及我和妻子之间的延续终身的姻缘或缘分，怎么就如此这般了呢？总之，这部长篇作品得以问世，若说有人有一套计划，此人就是我家“小李”。她并不告诉我这些事情，只说要去夏威夷度假，而且要逗留两个月才肯回国。到了夏威夷，在海边住下，每日望着阳台外面的无限辽阔的大海和蓝天，从远方来的白云悠悠飘过，内心的宁静，以及与此相关的寂寞感，一杯纯柯纳咖啡的刺激。写作？不是写作，是文字的自然流淌。
    由此想到的是“外行管理内行”，这也是毛主席的教导，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讲的，因为我们提出共产党不是内行不能管理文教知识部门。老人家看得很清楚，就因为不是内行才可以管理文教知识部门。当然，我的论据不同于毛主席的论据，甚至完全相反。一位专家若要让另一位专家写作，他必要想清楚写什么和怎样写的全部细节，否则他还算是“专家”吗？我家小李是外行，她根本不试图想清楚写什么和怎样写这样的计划，她似乎懂得，思想是不能计划的，思想只能“自然流淌”。可是，内行往往要计划我们的思想。专家治国，这是苏联人的思路，要不得。治大国如烹小鲜，要得。
    这就导出我必须引入的第三类偶然因素，即我任教的地方，现在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过去十年称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地方的发生和生存至今，我认为必与上述第一类偶然事件有关。其次，与这一局部社会网络的领导人有关，或许——因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论证和社会网络科学家最近十几年发表的论证——有最直接的关系。总 之，我们这儿的两任领导人都懂得上述最初由老子讲述的外行管理内行的道理。很难呀，当初设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首任领导历尽辛劳周旋于管理体制各部门，争取资源，吸引人才，诸如此类，我是外行，不能想像全部，只可描述一斑。第二任领导是我的老友周其仁，他是深刻地懂得老子讲述的那一套道理的。
    我离开香港大学经济系去德国访问的时候，其仁和维迎已邀我来北京大学。张维迎是参与创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要人物，也是我的老友。我说过，1993年以前我不写文章。我在香港大学教书，认识了当时在香港的职业出版人陈昕，几乎同时或稍后，他开始主持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相关的十几家出版社的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是我们国内的经济学家很熟悉的，就是上海三联陈昕主持召开的经济学年会，陈昕邀请我参加 1993年的年会并担任主要评论人。那一年以后，我写文章了，而且依照自然流淌的方式，没完没了。陈昕的朋友和助手施宏俊，主持北京的世纪文景公司，多年来勤勤恳恳出版了我的几种讲义和文集，也包括这部讲义。文章写了许多，我也由文章而结识了许多出版界的朋友。资深的是我母亲的老同事沈昌文——那时主持北京三联书店的工作，和沈昌文的继任董秀玉，以及董秀玉的继任汪家明。董秀玉出版了我的两本文集《直面现象》和《走向边缘》，汪家明出版了我的两本文集《串接的叙事》和《盘旋的思想》。还有三联的“读书”和“生活”，例如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咖啡厅的“张姐”，《三联生活周刊》的潘振平，当然还有《读书》编辑部的几乎每一个人，从王焱、吴彬，到汪晖、黄平、李学军和贾宝兰。最年轻的朋友来自记者群体，我记得《光明日报》的陈蓬，他采访我之后整理的文稿相当完美，几乎不需要我修改和润色（这样的记者现在极少了）。当然还有记者群体中的佼佼者胡舒立，她很活跃，志在中国新闻事业，我受感动，参与了她主持的《财经》杂志工作，直到现在，始终与她和她那些出类拔萃的记者和编辑为伍。此外，沈公的介绍，北京和上海出版界的朋友们，友情较深的是北京的赵婕和潘岳——前者是作家，但曾任职若干家出版社和期刊，后者则长期担任中信出版社的总编辑，和上海的陆灏——先主持《万象》后主持《上海书评》，以及志趣相投的学界朋友，现在仍常往来。朋友来约稿，我写文章。先后集了 20多本小册子，有各色各样的标题，统称“随笔”。
    我讲课也有随笔的风格，没辙，懒散成风格了。感谢我的学生和助教，他们帮助整理了大量文稿。例如，我在北京大学的博士生丁建峰整理出版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成为相当令人满意的讲义。徐轶青是我的行为经济学助教，他的风格恰好与我互补，由他总括整理我在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行为经济学课程 2007年至 2009年的讲义，相当令人满意（其中浙大讲义是由我在那里指导的博士生陈叶烽主持整理的）。可惜完成一半之后，他去美国继续读书了。此外，2003年我讲授的“制度分析基础”研究班，有几位热心的同学整理出版的两卷本《制度分析基础讲义》，也属于相当令人满意的讲义。这些同学大多在国外，建峰去了中山大学，叶烽到了北师大。
    回国讲课，我和其仁都开设“新制度经济学”这门课。我讲研究生的，他讲本科生的，我们的课程几乎完全互补。大约从 2003年开始，我改了课程名称，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毫无进展，我讲授“制度分析基础”研究班。又两年，我将制度分析基础一分为二。其一是“新政治经济学”，其二是“行为经济学”。这样的安排，延续到现在，理论上的合理性越来越明显。
    行为经济学课程，是给我们的双学位本科生开设的。这门课程在西方的大学里也是议题庞杂纷纭，没有令人满意的教科书，也没有令人满意的整合主要内容的理解框架。前几年我和韦森、姚洋，由姚洋建议，“三人谈”了一本《制度经济学三人谈》，这一领域经济学知识的支离感已很明显。无奈，行为经济学里面的两个分支，以脑科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神经经济学，和以实验室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实验经济学，突飞猛进地发表文章和获得诺贝尔奖。这一情形，让我联想到一辆散乱拼凑的三匹马拉着的车，其中两匹马拼力向不同方向前进，中间的马不知所措，站立不动了。我写这部讲义，主旨是提供一套演化论视角下的整合框架，将行为经济学三匹马的不同方向归而为一。
    特别鸣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7JJD790124。
    我感谢项目经费的帮助，理由其实与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国家给的项目经费，按我的理解，不能有住酒店和买电脑之外的任何用途。我住的燕北园，由于小区越来越密集和交通越来越拥堵，每星期到北大讲课的路途也就越来越艰难。索性，我提议，我家小李批准，每次讲课之前，入住清华南门的文津国际酒店。从那里到教室，步行距离。从那里到附近几家仍可列入美食的餐馆，也很方便。此外，几分钟步行可至刘苏里的万圣书园。虽然很少遇见苏里，却常可浏览他精选购入的新书。
    讲义有散文的风格，因为要保持“现场感”，所以夹带了典故和人物，以聊天的形式讲述。据朋友说，我的讲义远比我写的晦涩文章更容易理解。这也算一种广告，给这部讲义的读者。读书的时候，我的习惯是先去看看责任编辑的名字，他们是为书缝制衣服的人，书好，就意味着责任编辑工作得好。这部讲义的责任编辑，读者读了我这篇前言之后，就应自己去看看啦。
    祝好，
    丁丁，于夏威夷海边，在小李经营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