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鹏：道义经济学的分析进路与道义经济的社会安排——读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对于斯特科的这本非常优秀的著作，我在这里只想谈其中我最感兴趣的两个内容，尽管我们从中可以汲取到更多的启示。
    一、道义经济学的分析进路
    “农民为什么会反叛？”，从表面上看，斯特科的这本著作无非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经验性的问题。他的风险在于，他的回答很有可能会平淡无奇，因为在写作这本书的1976年，关于这个话题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他的优势在于，他完全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以一种独特视角下的独特结论，从众多著述中脱颖而出。事实上，他做到了，而且做得让人印象深刻、久久回味。
    但我们首先不是要去回味或者记忆书中提示的那些有益的结论，而是要细细梳理作者之所以如此这般地论述问题的进路、假设和框架。只有在对这些做出足够的欣赏、反思和批判以后，我们才能真正把这部著作内化为自己的研究风格或思想路标，才能真正地回答得好我们自己的问题。
    如同所有的那些试图通过经验研究阐述理论观点的社会科学家一样，斯科特选择的“切口”也是一个非常具体、非常情境化的“小”问题——尽管他从不掩饰自己背后的理论抱负——“是什么东西促成了在1930年代的东南亚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反叛运动？”显而易见，作者指向的不是反叛活动本身，而是导致反叛的原因、机制和逻辑。
    针对作者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做一个从后向前的思维反推，那么，作者的研究进路是十分清晰的：农民为什么要反叛？那是因为他们的生存伦理受到了威胁，他们所受到的剥削已达到了使他们感到无法生存的地步，只有反叛才能生存。那么农民的生存伦理又由什么决定的呢？这就必须去考察当时当地的技术和社会安排。技术和社会安排又如何考察呢？这就必须去剖析和比较不同时空内稀缺资源，尤其是土地、赋税、信贷资源的占有情况。于是，对“权力结构”的强调、对资源占有和分配情况的关注，占据了整个著作的很大篇幅，并贯穿于作者论述的始终。
    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的话，作者的研究至多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细致和精美的注解。作者真正的贡献在于，他在把目光投向权力和资源的结构和变迁的同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从农民自身体验的角度去分析诸如“剥削”、“生存”、“反叛”这些原先被更多地从物质角度而非观念角度进行解释的名词的窗户。虽然在作者的内心，他可能更愿意小心地在物质性解释和观念性解释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但在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观念的重要性的时代，他必须更明确地宣称，农民反叛的原因主要不是出于物质上的缘由（虽然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也许是从农民生活的物质基础中得出的结论），而是基于他们的价值标准和生活经验，也就是说，剥削和反叛问题从来不仅仅是一个食物和收入的问题，而同时是一个农民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解释许多原先仅仅基于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和偏好。例如农民为什么从剩余价值索取角度来看剥削更为严重的地区却没有爆发大规模反叛，而那些平日里多少还能保证温饱的地区却成为了起义和反叛的中心。
    也正是在这意义上，作者宣称，对农民道义经济的研究，始于经济学领域，却必须终止于对特定农民生活的“小传统”内的文化和宗教基础的研究。于是，我们清晰地看到作者将问题的讨论从政治学引向经济学，再转向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最终落脚于“道义经济学”的“学科旅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的研究才没有局限于政治经济学的藩篱，而跨出了迈向道义经济学的关键一步。虽然这一步是一个惊险的跨越，稍不谨慎就会陷入主观意识决定论或生产力决定论的泥潭，虽然作者也和大多数提倡关注主观世界的社会科学家一样，并没有很好地找到一种体现现象学精神的操作方式， 但斯科特本人毕竟为我们做出了知识增量上的贡献，这种增量不仅仅在于使得我们对于诸如“什么导致反叛？”这样的问题有了更为完整的解释，而且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诸如剥削、生存、反叛等更为广泛的现象的洞察和思考。
    还必须指出的是，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受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格尔茨“地方性知识”、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以及早已成为潮流的现象学运动、比较历史社会学运动等众多思潮或理论的巨大影响。正是站在了“巨人的肩上”，斯科特的道义经济学研究，才能既不落俗套，又与先前的优秀研究形成对话、呼应甚至批判；才能把让这部讲述一个特定时空里的特定现象的实证研究，在我们的心中激起众多的想象。显然，对于“深度描写”（借用格尔茨的一个术语）的强调或对稳健风格的运用虽不是道义经济学的专利所在，但却是写作这样一部经验研究的内在要求。
    对道义经济学的研究进路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没有了政治经济学或者制度经济学的“道义经济学研究”是不完整的，因为对于资源分配、社会制度、阶级关系等的关注虽不是后者的专利所在，但却是一个有解释力的“道义经济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但道义经济学又必须在它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这样的资源分配、社会制度、阶级关系之所以能被如此这般地接受或否弃的逻辑，这条逻辑需要我们绕到物质性解释的背后，去从当事人的内心世界中寻找——这虽是在分析进路上前进了一小步，却使我们迈出了思维方式上的一大步——毫无疑问地，这也正是斯科特的道义经济学不同于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或别的随便什么名称的经济学的关键所在。
    二、道义经济的社会安排
    尽管在斯科特的这部著作中，作者强烈地暗示了自己所论述的命题对社会政策的实际意义，甚至提出了自己的操作性建议，但更大的理论抱负使得他不可能将过多的精力投注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细节上，他只能匆匆而过，戛然而止。然而，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们却要单独对道义经济的社会安排做一次强调。
    正如作者宣称的那样，东南亚农民对殖民以后所发生的转变的反应，同欧洲农民对他们的劳动关系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转变的反应，具有许多的共同特征。同样正确的是，东南亚国家所经历的这一切，与中国近代以来的转变也有着太多的相似。这一转变最重要的两点，在我看来，就是现代民族国家权力对乡村生活的渗透和农业商品化。在中国，前者基本上是一个始终在进行的过程，而后者则有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1840年以后中国农村所遭遇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市场资本主义对传统农业社会强烈冲击的时期，二是1978年后中国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以来，农村社会全面融入整个国家现代化浪潮的进程，这一进程迄今才刚刚开始还远远没有结束；在两个时期中间的，是由于战争和公有制运动所导致的农业商品化的暂时中断。对前一时期的考察是历史学家或社会史学家关注的重点，由于它与东南亚国家在1930年代前后的遭遇有着太多的相似，这部著作一定能够给诸如“中国的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什么样的农民在什么情况下更容易参加革命？”等话题的探讨提供重要的启示和进路。
    然而，社会学家更关注“道义经济学”对今日中国的意义和启示。今日中国的农村，再一次接受着市场的考验和冲击，而这一次的农业商业化，与1930年代相比，有许多不同点特别需要引起注意。举一个例子来说，“民工潮”的出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从而从物质的角度减轻了贫困的农村发生动荡的可能。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圈地运动”所导致的农民变为产业工人的最大一点不同，就在于离乡的中国农民仍然“掌握”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庇护下的自己的那一点土地，他们的“根”仍然在农村。可是，在城市化浪潮、开发区热潮和所谓“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征地现象，却使得情况出现了变化的趋向。资源的重新分配与再积聚，可能带来的不仅仅是各阶层关系的重组，更有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因为人口和就业的压力、城乡分割的社会制度，并不能使今日的中国像18世纪的英国那样，把没有了土地的农民完全吸纳进工业发展的快车道。诚如作者在评价“绿色革命”给农村带来的冲击时指出的那样，这不仅仅是个耕作技术的问题，也是一个土地、信贷、赋税制度的问题，更是一个对农民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进行重组的问题。令人担忧的是，同样的隐患在农村生活中诸如税费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征地移民等其他领域也大量存在，甚至爆发开来。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农村移开，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图景，我们就会发现，类似的隐患绝不仅仅存在于农村社会。不仅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安全感已经很低，而且“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所以，“道义经济学”不仅仅是“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而且是“产业工人的道义经济学”、“下岗职工的道义经济学”、“民工的道义经济学”、“民营企业家的道义经济学”等等所有我们这个市场体系中的一分子的“道义经济学”！“道义经济学”呼唤的是一种“道义经济”，即一种既能促进物质增长，更能使最广大人民群众感到公正、安全、稳定的社会安排。这个结论虽然简单，却十分重要，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政府如何行使权力、为谁行使权力的大问题，也是一个社会中各个集团和阶层如何参与到我们这个正在形塑中的社会制度里来的大问题，更是中国作为一个“外生后发型国家”，能否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以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一种对人类起到增量性贡献的文明的大问题！
    作为一个总结，我们可以说，“道义经济学的研究”始于政治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并在此基础上迈向人们的文化和宗教世界。但作为“道义经济学的实践”的“道义经济”却必须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的关注对象上来，只不过回来的时候不能两手空空，而是要多了一份对资源分配、社会制度、阶级关系等现象内在机制和逻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