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的思想之争》前言

    书籍简介：《欧元的思想之争》，（德）马库斯·布伦纳梅尔、（英）哈罗德·詹姆斯、（法）让-皮埃尔·兰著，2017年12月，中信出版社出版。多过去几年中，希腊、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欧元国家相继陷入经济危机，引发国际社会对欧元区未来的担忧。该书回顾了欧元国家的危机应对过程，着重描述了欧元区两个主要创始国德国和法国之间的相互斗争与合作如何影响危机的进程，进而影响世界经济局势。在作者看来，欧元区危机背后其实是一场思想之争，主要表现为德国和法国之间的观念差异。无论是在欧元创建之初的制度架构设计还是在危机应对中，两国关于规则与自由裁量、国家责任和欧洲团结、偿付能力与流动性、紧缩政策与刺激政策等方面，都持有相当不同的看法。这些观念上的差异导致欧元区的制度架构从一开始就有根本性的缺陷，危机应对也时常矛盾重重，并在欧元区内部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乱和国际经济的紧张局势。然而，幸运的是，即使长期以来存在这样的经济思想差异乃至政治传统差异，德法两国依然致力于建立欧洲层面的协调与合作机制，来解决欧元区面临的问题。此书是一本跨国和跨学科合作的产物，三位作者分别来自法国、德国和英国，其学科背景分别为经济学、经济史和公共政策。因此，全书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幅多维度、多视角的欧元区经济全景图。
    2010年10月18日是改变欧洲政治的一天。德国总理默克尔前往诺曼底的海边小镇多维尔，与法国总统萨科齐讨论欧洲债务危机。新闻照片中，他们穿着黑色雨衣，漫步在潮湿而清冷的秋日木栈道上，萨科齐指手画脚地争辩着，而默克尔则显得一脸茫然。事实上，为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世界观完全不同的德法两国不得不捆绑在一起，达成戏剧性的妥协：德国将放松法律规定，并对法国做出让步，作为回报，法国将同意允许“私人债权人适度参与（债务重组）”。默克尔总理认为（她在德国拥有相当高的公众支持率），银行对过去不审慎的信贷发放负有责任，并应承担其成本。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雷曼兄弟的破产以及对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救助，这种不得不进行救助的心态需要有一个终结。这场“法德协议”中的一些基本要点，在两个星期前布鲁塞尔召开“北约首脑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举行非正式会谈时就已经达成，并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当其他欧洲领导人在他们的移动设备上得知以上结果时，都大吃一惊。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以下简称欧洲央行）负责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份协议是一个错误，而美国财政部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则对此感到愤怒，他警告欧洲政策制定者：“如果你们要重组希腊……你们必须有能力提供有效的保护措施，保证接下来危机不会蔓延到其他欧洲国家。”市场对此亦有同感。就在多维尔会谈之后，欧洲外围国家政府债券的利率迅速上涨。德国对市场纪律作用于欧洲外围国家表示欣然接受，而法国评论员则认为，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利率上涨是不合理的——这纯粹是流动性效应。
    首先，多维尔会谈明确显示，在寻找欧洲金融危机解决办法的艰苦过程中，德法两国对“适当的经济政策”持有不同观点构成了困境的核心。这一事件还突显出有多少权力已经从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和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转移到德法这两个很难有共同语言的大国手中。
    欧元危机在欧洲大陆引发了一场思想观念之争，使权力在欧洲内部大范围转移。2009年底，以欧洲最小经济体之一的希腊财政问题为导火索，一场酝酿已久的关于适当的经济哲学和欧盟未来设计理念的争论，终于沸沸扬扬地爆发了。这场争端是欧洲南部和北部之间的理论之争，尤其是在作为北部代表的德国和作为南部代表的法国之间。但争论并不局限于德法两国：芬兰、奥地利，有时还有斯洛伐克和波兰，它们的行为有时候甚至比德国更加德国，而法国则通常被视为欧洲地中海地区的领袖。这场争论，在日后推动英国脱欧的公投辩论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实际上，这场冲突常常被认为是莱茵河两岸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交战。意大利被分隔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看起来在思维和经济上类似于德国，而南部则更多地对法国式理论表示赞同。在这里概述的法国和德国的立场，应当被理解为“思想类型”。这是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概念，旨在思考事物截然不同的特性，来更好地理解问题、争论以及制度。韦伯及其后的每一位优秀分析师都深知，现实情况混乱不堪，但他们认为，概念性澄清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社会独特性的来源。
    本书的核心就是思想之争。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对导致德法两国经济理念相互对立的长期历史、知识和文化根源提供一种解释。有人可能会认为，每个国家都完全是为了自身的物质利益而斗争。这种狭隘的观点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利益是通过思想观念持有者对未来展望这一透镜来诠释的。一些国家已经建立起自己的经济传统和经济学派，由于历史发展道路不同，欧洲各国遵循着不同的经济哲学，由此也派生出有关如何应对危机事件的不同政策描述。以前，这些差异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总被一带而过，从来没有得到深入讨论。欧洲一体化进程按理说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和平举措之一，但在面临危机时，表现出一种“过分乐观”的倾向。事实上，各国之间的差异往往深植于国家政策制定者的思想深处，导致相互之间的不理解接踵而至。政策制定者们使用的同一个词有时指的是不同的概念。举例来说，“经济治理”（economic governance）对德国来说，意味着朝向一个共同的稳定文化不断靠近；而在法国，它意味着共同指导经济发展的各种措施。同样，德国人把欧元作为旧汇率机制的改良版本，是仰仗德国马克的特点而建立起来的，而法国人则把欧元视为崭新的全球货币，以及实施更有效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渠道。
    当然，在欧洲国家之间也存在直接的利益差异，包括在德国和法国之间。但是，利益往往是通过意识形态的透镜来解释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常常被一些分析家简化为基于净资产地位的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单纯竞争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德国已经通过持续的经常项目盈余，明确建立起净债权国的地位。法国则偶有盈余，中间穿插着大量的赤字。因此，德国（及一般的债权国）可能被认为十分重视严格的债务偿还，即使这意味着把债务人挤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且他们更愿意保持低通胀以增加名义债务的实际价值。相反，法国（及一般的债务国）似乎更乐于接受债务减免，偏爱更高的通货膨胀以蚕食债务的实际价值。但这个论点遭到反驳。净资产头寸是一个国家公民对外国人享有的全部权益，是净资金流动的总和。但是，资金净流量掩盖了更大规模的总流量，以及各种不同的个人和机构的资产水平：在净债权国可能存在大量有影响力的债务人。同样重要的是，明智的债权人通常希望债务人财力雄厚和富有活力，从而能够在未来偿还债务。拼命挤压债务人可能会降低悉数收回款项的机会。债务人也都应当知道，不偿还贷款或者违约将破坏他们未来再次借款的机会。因此，对双方的主观判断取决于对另一方的看法：债务增长是好还是坏？是对发展的良性推动还是一种肆意挥霍资源的迹象？这些都是意识形态的判断：正像韦伯提出的一个著名类比：“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不是思想，而是物质和理想化的利益。然而，已经被‘思想观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形象’（world images），常常好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在利益动力学的推动下沿着哪条轨道行动。”
    欧洲一体化进程同样充满了误会和曲解，这与经常出现在男女关系当中的情况相类似。一位广受喜爱的美国心理学家试图要提供“改善两性沟通以及在两性关系中各得其所的实用指南”。根据他的观点，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这本书非常成功，售出了700万册。他的说法被罗伯特·卡甘（Robert Kagan）改编后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宣称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是时候了，”他说，“不要再假装欧洲人和美国人拥有相同世界观，甚至拥有同一个世界观。”欧洲现在已经发现，他们拥有自己版本的同床异梦。
    关于相互对立的哲学，对其基本元素的描述其实很简单。北方的观点是关于规则、严谨性和一致性，而南方的重点则在于对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的需求。这其实是康德和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对立。经济学家们早就熟悉这种辩论，把它称为“规则与自由裁量”的对抗（rules versus discre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