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发展援助》简评

    书籍简介：《超越发展援助》，林毅夫、王燕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09月出版。该书以新结构经济学为分析框架，重点探讨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结构转型，以及在一个多极世界中超越传统的发展援助的需要。结构转型是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引擎。传统的北南发展援助未致力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的瓶颈问题，因而未能实现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目标。该书超越传统的北南发展援助来研究南南发展合作，将援助、贸易与投资相结合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结构转型和更加广泛的发展目标，包括创造就业和可持续的福利改进。通过展现来自巴西、中国、印度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观点和不同视角，该书引入了新的理念来拓宽后2015发展援助与合作的定义和融资工具，以实现互利共赢。
    当前的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仍未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抬头，矛盾凸显。2016年在杭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发展问题就被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习近平主席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一峰会主题，直面发展难题，为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可持续和包容的增长之路提供了“中国方案”。2017年5月中国又将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其主题为“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强调互联互通，聚焦经济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契合沿线国家和本地区发展的需要。林毅夫、王燕教授所著的《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版）新作则与这些焦点问题高度相关。该书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国际发展合作与融资等问题，向我们展示出发展合作新理念和全球治理新方案的理论基础、实际案例及未来前景，让我们看到互利共赢的发展合作方式能使各国的发展战略规划有机对接，从而实现增加就业，减少贫困，最终提升整体发展水平的目标。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教授提出的一个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可持续增长、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最终消除贫困的目标。本书则是新结构经济学在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领域中的应用。两位学者从结构转型的角度探讨了传统发展援助（北南合作，即基于发达国家的义务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发展援助）的缺陷，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借助于更为有效的南南发展合作（即资源、技术、知识及专业技能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换），运用新的发展合作理念来维持增长，进而创造就业并消除贫困。
    谈到减贫，相信不少人都会认同一种简单直观的方式：即让富裕的人们或国家向穷人或贫困的国家提供金钱援助。这种“出钱就能够减少贫困”的观点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A.Deaton）称为“援助错觉”，因为它错误地将援助的运作机制理解为一种“液压流动”模式———即如果在一端注水，那么水肯定就会从另一端流出。事实上，经济增长才是消除贫困的最有效方法。如果受援国的内部条件不足以支持经济发展，援助不但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还可能让不利于发展的因素更加固化，贫困更难以得到改善。归根结底，经济体只有具备发展的内生动力（或者说“造血机能”），才有可能摆脱贫困。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结构转型就是使一国能够维持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对于一个低收入国家来说，最为有效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就是通过发展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启动结构转型。政府则应当通过创建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与商业环境的经济特区来降低这些产业的交易成本。两位学者在书中为我们勾勒出了工业革命期间结构转型所呈现出的“雁阵模式”：工业化从英国蔓延到欧洲大陆和美国，随后是日本的赶超和东亚经济的崛起。然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旧结构主义或者“华盛顿共识”的影响，没有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其赶超以失败而告终，甚至出现了“去工业化”，始终无法摆脱贫穷的困扰。
    非洲多年来都是穷国的聚集地，占据了当今世界上最穷的40个国家中的34个。自1960年起，经合组织的发展互助委员会成员国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提供了将近1万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但巨额的援助资金在经济发展与减贫方面收效甚微。援助的有效性始终是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迄今为止仍没有形成共识。虽然经济发展是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目的，但从非洲的发展状况来看，很难认为这种援助是有效的。
    相比之下，两位学者认为南南合作是比传统的南北援助更为有效的方式，尽管与定义明确、数额巨大的北南援助相比，南南合作一直被视为一个次要的补充角色。通过两位学者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北南援助至少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缺陷：首先，援助没有针对受援国在结构转型中所遇到的基础设施瓶颈。这主要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基础设施在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同时受到“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小政府或减少政府干预受到推崇，结果导致了对公共品投资的严重不足。其次，一些主流的分析框架也在无形中忽视了基础设施投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债务可持续框架没有考虑基础设施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从而高估了风险，造成了反投资偏误。世界银行对道路修建等工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往往忽略了土地和劳动力的价格会不断上升这一因素，也没有考虑到公共品的溢出效应，从而倾向于做出推迟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
    北南援助的另一个缺陷则是援助者与受援者之间的激励不一致。二者之间的地位通常是不平等的，具有浓重的单方赠予色彩，援助往往带有各种附加条件，使得受援国的国家所有权削弱。由于援助者并没有完备的信息来治理受援国家，援助的具体投向很难根据受援国的需要来确定。与之相反，南南合作是建立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无政治条件附加，完全由东道国来掌控自己的发展进程与合作计划。这种互惠互利的合作理念将援助、贸易与投资自然地联系起来，是一种基于市场的方式，并且有利于“共同学习与协同转型”，从而能够保证平等伙伴国之间的激励相一致，即共同追求“合作收益”。
    林毅夫和王燕教授曾多次到非洲考察，搜集了非常丰富和细致的实际案例，使我们对中国的南南合作能够获得更为直观的认识。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采用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完成了显著的结构转型。在南南合作中，中国鼓励其合作伙伴也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采用渐进式的发展战略。中国在水力发电、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也在基础设施融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的公私合营及私人参与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事实上，中国已成为非洲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融资者之一。书中的案例研究表明，由中国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当中，将近2/3的项目都有针对性地缓解了非洲在水、电力、公路与铁路、航空运输以及电信这五大部门的瓶颈。同时，随着中国国内实际工资的上涨，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开始向外转移，“雁阵模式”有望在非洲得到延续。在产业升级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进驻非洲进行投资，其中制造业占大部分，例如投资于埃塞俄比亚的皮革加工业以及坦桑尼亚的纺织与服装业等，这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可以看到，中国的南南合作仍然秉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
    当今世界已呈现出多极化格局，2008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的全球占比已超过了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也已成为国际发展融资、基础设施投资及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南方国家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未来的发展融资将更少地来源于官方发展援助，而南南发展合作的前景将可能越来越宽阔。因此，两位学者建议拓宽发展融资的定义，他们以最狭义的官方发展援助为基准，将发展融资的定义扩展为四个套嵌层次。
    然而，两位学者也指出，双边的南南发展合作同样存在一定的弊端：它无法实现在多个伙伴国之间利用资金和分担风险，学习的范围也很受限。尤其对于提供全球公共品来说，双边机制更是无能为力，而诸边协议也不足以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多边体系。随着新开发银行、亚投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建立，一个由南方国家主导的新多边主义将逐步确立。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新多边主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试图为全球发展建立正确的理念与平台。从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到打造“命运共同体”，在G20峰会上凝聚发展共识，再到进一步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始终秉持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旨在实现联动式发展。林毅夫与王燕教授充分肯定这种发展价值观，他们坚信只有超越传统的发展援助方式，凭借平等共赢、互学互助的发展合作才能促进结构转型，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立足于多极化的世界格局，透过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这本书的观点与思路为国际援助与发展合作领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世界实现摆脱贫困、共享繁荣增添了更多可能。
    （节选自《林毅夫与王燕著<超越发展援助>简评》，原文载于《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2期,作者宋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