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危机绑架的欧洲梦》序言

     书籍简介：《被危机绑架的欧洲梦》，刘丽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06月出版。开放的边界、群体的福祉和文化多样性，是欧洲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欧洲危机的常态化，欧盟的政治精英已很难维系有关社会与经济正义的承诺。继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希腊危机、欧元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之后，欧盟陷入了更为深刻的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英国退欧等一系列事件迅速地改变着欧洲社会的政治生态，欧盟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被危机绑架的欧洲梦，究其根本，是被全球资本束缚了手脚。经济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相互依赖，也使传统的民主政治屈服于市场与技术。
    在1928年出版的《单行道》开篇，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这样写道：“如今生活的构建，已不是信念能够左右的，而是很大程度上被事实的暴力所操纵。”汽车一旦驶入单行道，车上的人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下车，要么继续前行。2017年的欧盟就像是行进在单行道上的汽车，车上的人吵吵嚷嚷地要下车，无论去留都充满了未知与风险。
    一
    2017年是《罗马条约》签订六十周年，欧洲一体化在风雨飘摇中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甲子之年。继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希腊危机、欧元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之后，欧盟陷入了更为深刻的政治危机：英国公投退欧，意大利宪法改革公投失败，欧洲民粹主义力量崛起，荷兰退欧、法国退欧被写入民粹主义政党的竞选纲领，德国退欧、欧盟解体也不再是不可触碰的话题。一系列事件迅速地改变着欧洲社会的政治生态，欧盟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一方面，危机打乱了欧洲原有的政治力量均势。布鲁塞尔要求成员国政府让渡更多的主权，地方政府则要求更多的自主权；作为主权债务的承担者，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欧债棋局中举步维艰；成员国在政治上互不信任，渐行渐远。与此同时，欧债危机改变了欧洲各国政党力量的格局：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迫于压力，不断妥协，逐渐向中间靠拢，政治立场越来越模糊；部分民众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表达，包括民粹主义在内的左翼和右翼政党得以快速生长。
    另一方面，危机加剧了欧洲社会的“经济化”趋势。市场经济的原则与偏好得以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渗透。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经济原则本来只扮演次要角色，现在却凌驾于非经济原则之上。政党政治和公共管理也日益追求经济理性。这种社会生活日益“经济化”的趋势，正在侵夺欧洲人对社会基本问题的关怀。
    这一切，距离2004年雄心勃勃的欧盟东扩只有十二年。同样是在2004年，美国社会学家里夫金（Jeremy Rifkin）提出“美国梦”逐渐死亡、“欧洲梦”深入人心的观点。在里夫金看来，“美国梦”过度关注个人的物质获取，难以适应一个日益风险化、多样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欧洲梦”注重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群体关系和文化多样性，更多关注人类的福祉，代表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德国风险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界定的“欧洲梦”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秩序和政治体系，在这个社会中，人人享有自由、民主、社会安全以及开放的世界观；统一的欧洲不仅是欧洲国家的联合体，也是欧洲城市的联合体。但是基于欧盟自身的制度缺陷，“欧洲梦”无可避免地遭遇到两大阻力：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
    随着欧洲危机的常态化，布鲁塞尔的政治精英很难维系对欧洲公民做出的有关社会和经济正义的承诺。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被危机绑架的欧洲梦正在变成一场“噩梦”：在部分南欧和中东欧国家，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使欧洲的未来沦为迷惘与失落的一代；作为全球化的失意者，欧洲中产阶级的力量有所下降，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逐渐转向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贫困移民的大量涌入，使欧洲的社会空间受到挤压，族群之间的偏见与冲突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来自非洲和亚洲的战争难民和经济难民，怀抱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漂洋过海，奔向欧洲。
    二
    紧缩还是增长？围绕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欧洲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讨论。欧洲思想界则试图从欧盟政治架构改革的层面，探索欧洲的未来。
    欧洲梦的支柱之一——福利国家制度被认为是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欧洲社会近来出现一种思潮，认为社会民主时代的福利国家精神正在走向终结。德国哲学家斯洛特戴（Peter Sloterdijk）把福利国家制度和社会市场经济称为“半社会主义”（Semi-Sozialismus），是以“社会公正”为名实行制度化的国家“盗贼统治”。作为福利国家制度最尖锐的批评者，美国作家安•兰德（Ayn Rand）的思想在欧美两地强势回归。兰德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慈善事业不应由国家负担，而应出于个人自愿。
    兰德主张个人为自己而活，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视角。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认为，欧洲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民主的缺失，欧盟亟须去精英化和去官僚化。在欧盟现有的政治架构下，欧盟的决策是由欧盟的技术官僚和成员国的政府首脑决定的，民众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哈贝马斯认为，欧盟改革应从立法改革开始，赋予欧洲议会完整的立法权，还政于民，减少成员国政府的干预。只有在欧盟层面建立起一个合理与合法的民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欧洲的危机。
    开放的边界、群体的福祉和文化多样性是欧洲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应对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时，欧盟成员国政府常常以主权为由，抵制布鲁塞尔的经济治理政策和难民分配计划。英国退欧公投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民粹主义利用了欧盟政治的非民主因素。针对欧洲社会的民粹主义思潮，法国哲学家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提出，唯一的真正的民主主权应该是一种共享主权，随着共同权力的增长，欧洲民众将获得新的行动力。在他看来，只有联邦制才能拯救欧洲，片面要求更多的国家主权只会加剧欧盟内部的社会分化。
    被危机绑架的欧洲梦，究其根本，是被全球资本束缚了手脚。经济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相互依赖，也使传统的民主政治屈服于市场与技术。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怢克（Wolfgang Streeck）认为，所谓的欧洲财政危机，实际上是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关系危机。相对于公民的诉求，金融领域对政府的诉求享有绝对的优先权，这一机制从根本上动摇了工业国家的社会制度。
    早在危机爆发之初，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欧洲左翼哲学家就提出了“超国家民主”（Supranationale Demokratie）的概念，主张通过对欧元区的共同财政、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设立制度性的保障，从市场手中夺回欧洲政治的决策空间。哈贝马斯的“超国家民主”，与巴里巴尔的“欧洲联邦”（Europäischer Föderalismus）和德国政治学家乌尔里克•格罗（Ulrike Guérot）的“欧洲共和国”（Europäische Republik）一样，皆植根于康德有关世界共和国和世界公民的理想。但是，在当前的欧洲政治架构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上述设想并不具备可行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难民危机和债务危机是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仅仅依靠欧盟内部的治理改革，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欧洲危机不仅是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也是思想危机。在对各种危机的演变进行梳理分析的同时，本书也对危机期间欧洲社会出现的主要思潮进行了探讨，具体包括福利国家制度、超国家民主、社会公正、人道教育、个体主义、主权国家、特殊团结与普遍义务的冲突等。围绕这些理念的思考，在经济理性主导的危机解决方案之外，提供了一种更具价值理性的视角。这种对社会基本问题的关切，也是欧洲梦得以延续的基础。
    （节选自《新书速递｜<被危机绑架的欧洲梦>》，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