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的经济增长与周期理论——评张连城教授的《中国经济增长路後与经济周期研究》

    著作简介：《中国经济增长路後与经济周期研究》，张连城、刘树成、张平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该书就“新常态、新转型——‘十三五’规划展望、新常态下的开放与改革”、“经济增长与‘十三五’时期的宏观环境”、经济增长态势、宏观调控、“一带一路”建设，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等进行了讨论。
    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高度关注、不懈探讨的永恒主题。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就曾悉心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和规律，认为自由贸易、资本积累和社会分工等均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等认为可以通过利息率调节储蓄和投资，借助价格机制和工资调节来推动经济增长。世纪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提出了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经济在长期中均衡增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的可能性极小；一般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很难稳定在一个不变的增长速度上，表现出的是或者连续上升或者连续下降的剧烈波动状态。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斯旺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斯旺模型，强调了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共同作用，同时认为技术进步不仅会改变劳动生产率，而且会改变资本——产出比率，认为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世纪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卢卡斯等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了税收、教育、投资、研发、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用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解释了长期经济增长和各国的增长率差异。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1962）、库兹涅茨（1966）等还分析了长期经济增长中各种投人要素的贡献变化。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提出经济成长阶段论，把社会发展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准备、起飞进人自我持续增长、成熟、高额群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6个必须依次经过的阶段。从经验来看，各国经济增长并不是不断扩张的过程，而是表现出扩张与收缩相互交替的运动过程。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经济周期。经过长期研究，总结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周期，即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长周期平均长度为50年左右，又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另一种长周期平均长度为20年左右，称为库兹涅茨周期或建筑业周期。中周期平均长度为8至10年，又称为朱格拉周期。短周期平均长度约为40个月，又称为基钦周期。
    这些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理论，加深了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问题的理解，成为许多国家政府制定经济增长政策和调控经济波动的重要参考。然而，这些理论，在解释和指导中国这一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转型实践方面解释力不足。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理论仍然需要经济学家的不懈探索，而提出能够有效指导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相关理论和政策，尤其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一项迫切任务。
    张连城教授的《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与经济周期研究》，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辟出了一个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问题的新视角，不但推进了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更加清晰地审视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规律和发展趋势，从而也为中国政府指出了更加清晰政策着力点。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与经济周期研究》提出了“N”字形经济增长路径和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研究将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变量结合在一起，考虑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增长的阶段特征，建立了一个二维经济增长模型，总结出经济增长“依次按照A、B、C、D四个阶段顺序演进的济“N”字形发展规律”。这一理论假说指出了一国实现工业化，在经济增长路径上需要完成两次大的经济飞跃，这与贫困陷阱和中等收人陷阱的克服相对应。为了验证假说的可靠性，作者还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为“N”型假说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一经济增长路径假说的提出，不但向前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而且为众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实践提供了前瞻性的路径参照。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与经济周期研究》在开放经济的全球视角下，研究短期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并试图揭示经济周期的规律性。
    第三，《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与经济周期研究》通过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认为中国处于长期经济增长的B阶段，完成了经济增长的第一次飞跃，尽管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但距离经济低速增长的C阶段还很遥远，即在未来较长时期中国经济仍可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的效应还将不断释放，持续的人口红利效应和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非均衡增长和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扩散效应持续进行等。该书还强调了“如果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环境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甚至出现大幅度的倒退也不是不可能”。
    该书指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处于阶段所面临的“中等收人陷阱”风险，风险的来源主要是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反差、新的国际核心竞争力生成、长期高增长带来的累积性矛盾、能否正确处理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保持社会稳定、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推进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社会信任危机等七大挑战。该书认为“上述七个方面的挑战在我国均已有不同程度的显现，从而为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未来十几年，中国如不能有效应对上述挑战，就有可能跌入“中等收人陷阱”。
    第四，该书通过HP滤波法测算了中国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下的潜在产出增长率，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波动中已经持续多年高位运行，经济周期由过去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转变为起伏平缓、峰谷落差较小的波动轨迹，未来中国潜在产出增长率将随着经济增长从“B”阶段到“C”阶段的过渡出现下移但在较长的过渡期仍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未来可预见的十几年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具有必然性，也具有必要性。
    第五，《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与经济周期研究》一书还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纳人分析视野，指出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变革和制度创新的效应还将不断释放式和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过度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过度依赖政府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合理性。这显然不同于单纯强调投资拉动弊端的一些学者。作者客观地认为投资拉动符合我国经现代经济增长“B”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但需要抑制的是政府过多干预带来的过度投资问题，从而使我们正确认识投资拉动在我国当前经济增长阶段的重要性指明了问题所在。实际上，在现阶段，如果忽视投资的作用，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难以确立的。作者认为，要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不仅具有紧迫性，也要有渐进性。关键是要解决两个问题，即促进技术进步和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
    第六，该书采用年度时间序列，通过相关性检验建立VAR模型，分析了中国经济周期和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以及国际贸易传导机制，得出1980-2010年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中国GDP和世界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的结论，认为“中国外贸依存度和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经济周期、世界经济周期与中国对外贸易周期的内在联系”。这为中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用国际市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并控制外部风险提供了经验依据。
    最后，该书针对中国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特点，分析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指出由于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供给短缺使我国微观领域的市场失灵严重，宏观经济领域则主要是收人差距过大和政府对经济调控的干预需要进一步科学化。该书认为出路在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另外，该书还提出，“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悖论”的观点，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存在着“政企分开悖论”和“自负盈亏悖论”，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无论是按照“政资分开”还是按照“改变国有经济存在方式”的思路推进，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作者提出，现实的选择是应当“给予那些存在于重要行业和领域的负有特殊社会功能的国有企业特殊的法人地位，将其纳人特殊企业的运行轨道，并制定一些特殊法律和政策来规范其特殊的行为和关系。”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深化垄断企业的改革均具有一定的方向指导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与经济周期研究》一书所阐述的观点和政策建议，为读者深入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为中国政府推进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节选自《中国经验的经济增长与周期理论——评张连城教授的〈中国经济增长路後与经济周期研究〉》，原文载于《经济学动态》，作者刘霞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