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康林等：评《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

    书刊简介：《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曾康林等编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版。该书在内容上衔接中国近代和新中国的金融学术思想，将货币学说与金融理论综合其中，其写作手法整合人物、梳理专题，其内容丰富，前无古人，填补了我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研究空白，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对于丰富我国金融理论研究，培养创新型金融人才，提高我国高等金融教学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以及金融业创新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货币思想还是金融思想
    在《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中，虽然开篇是从作为政治领袖孙中山开始讲起的，但早期中国关于现代金融业的初步思想却上溯至洪仁玕、郑观应、容闳、盛宣怀、张謇、梁启超和康有为等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实业家。1859 年，太平天国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就有兴办银行、 发行银纸的主张。郑观应在 1894 年出版的《盛世危言》 中也提出，银行是商务之本，是发展洋务的关键，设立官银行、商银行，“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利民利国，等等。这些早期的思想虽然只局限于创办银行这些今人看起来很浅显、 很零星的思想，但在当时却是很了不起的。而且即便是今天视为常识的一些理念，在当时真正进入决策者头脑并付诸行动的却是如此艰难。这从第一家中国人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难产过程便足以说明。
    比较邻国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早期的工业化也是由于政府推动实现的，但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现代金融体系，这可能是日本的工业革命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在此之前，日本学界对于现代金融业已具有足够的常识，这不仅得益于明治维新之前“兰学”在日本长期传播，也与教育家福泽谕吉关于西方文明的思想启蒙有关。而长期执掌财政大权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松方正义等政治家不是欧洲的留学生，就是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有着深入研究的专家。在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袖的主导下，明治政府成立以后，就着手颁布《新货币条例》、《国立银行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整顿国内货币体系、建立起现代银行制度，这为以后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金融自由还是金融垄断
    中国金融学术思想尽管只有短短一百多年时间，但几乎涵盖了金融业发展的所有重要理论问题。《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前两卷以人物为线索进行学术思想的梳理以外，第三卷概括了十七个专题，但挂一漏万难以穷尽所有的理论研究。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发展是多线条、多脉络的。如果要梳理出一条主要的脉络，我觉得可能是自由与垄断的争论，它几乎伴随着一百多年来现代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时期。这种思想上的争论，可能也是不同时代金融业为何呈现不同业态的最好解释。
    在一百多年的现代金融业发展过程中，关于金融学术思想也有着同样的脉络。晚清以来，内外交困下的国家控制力不断削弱，货币垄断权受到一次次挑战， 这进一步削弱了国家能力，因此在自强的呼声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人们对货币垄断权的强烈要求。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接收日产，进一步加强了经济上的统制地位。到1947年中国近代经济的主要部分已为国家所有。而当时的经济学家大多从国外留洋学成归来，深受凯恩斯主义学说的影响，在金融思想上也主要以加强货币管理，实行金融上的统制为主要特点。前面提到的宋子文、孔祥熙是政界的代表，学界诸如梅远谋的“信用独占论”，周伯棣“管理货币理论”，以及银行界巨擘陈光甫、张嘉璈等无一不主张加强货币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政府“四行二局”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改造成为人民银行一统天下的高度垄断体系。首先对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进行停业清理，同时对中国银行没收官股，改组为专业银行。对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没收官股，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最后又合并到人民银行。对于民营银行业，通过严格管理和业务疏导，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之成为统一的公私合营的对私营工商业办理存放款的专业银行。1956年，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与人民银行总行私人业务管理局合署办公，至此，公私合营银行从根本上纳入人民银行体系而不再作为专业银行性质独立存在。中国金融业进入长达20多年的人民银行大一统的体制。
    与之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金融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也主张加强金融监管，整顿金融秩序，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如刘涤源，黄达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论”，刘诗白的“金融有效宏观控制论”，林继肯的“货币数量论”，刘鸿儒的“综合平衡论”等金融学说，都是计划经济时期金融思想的主要代表。这些经济学家多是国内著名大学培养的新一代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学术成长经历以及之后的教学经历中，主要受到了“学苏联一边倒”的影响。当时的金融领域，无论实际工作者还是理论工作者，都推崇列宁十月革命后对于银行的论述，即要把银行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共簿记的枢纽机关”。因此在计划经济时期，金融也相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体制。作为同时代华人经济学家的一个例外，台湾以蒋硕杰为代表的金融学术思想则是以自由主义为旗帜。这些台湾学者大多在国外就学，一方面深受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1970年代以来凯恩斯学派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而金融自由和国际化发展席卷全球，因此台湾学者的金融思想上竭力主张自由化。蒋硕杰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谢森中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台湾大学、 中兴大学任教多年， 后又担任台湾中央银行总裁。他主张有纪律的金融自由化，在担任央行总裁期间为台湾金融的自由化和国际化也作出极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总体方向是朝着自由化方向发展，这种改革的路径遵循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方向，也遵循着“金融抑制” 转向“金融深化” 的小方向。这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金融改革自身的要求，更是全球化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时期逐步从批判的经济学(包含金融学，下同) 转向建设的经济学，从诠释的经济学转向研究的经济学，从排斥经济学转向借鉴经济学，从理论经济学转向应用经济学”（参见编者在第二卷中的《自序》）。与之相适应，新生代的金融学者大多主张金融自由化观点，然而我国金融改革的总体步伐却是相对滞后于金融学术研究的前进水平。这些新生代经济学家至今活跃在学术界，其学术成就还不到可以定论的时候，也许是考虑这个因素，新生代金融学家并未纳入其中。
    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在中国不过150多年时间，现代金融学术思想的发展也就差不多百年历程。这个历程，以新中国成立为分水岭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前，金融思想的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来自中国本土金融思想史的积累; 二是来自西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金融思想的引进；三是马克思主义金融思想的传入（施兵超，2000）。对新中国成立后金融体系建设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从苏联引进的金融理论，甚至成为学界唯一可资学习的内容，或唯一可资参照的模式。而中国本土的、 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的货币金融思想几乎被废弃不用，表面上与近代以来金融学术思想发展的自然发展过程似乎割断了联系， 但实际上， 在加强货币的统一以及加强金融垄断方面，却是前后贯穿的。
    《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一二卷对人物逐个有评述，但互相之间是割裂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传承关系还是需要进一步挖掘。虽然第三卷有一些专题的研究，但这些专题互相之间同样也没有紧密关系（抽掉其中一章似乎对全书没有影响）。其实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有其特殊背景。《国富论》 的主旨之一就是批判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提出自由放任的政策取代政府干预。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是为了解决20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中国金融学术思想的发展，虽然经历过大变革甚至中断，但一些理论前后还是有传承关系的。
       三、贡献和不足
    《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的出版，在内容上，不仅将近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金融学术思想衔接起来，也将货币学说与金融理论综合其中;同时在写作手法上，也兼具前面几种专著的两种模式，那就是，前半部分(第一、二卷)以人物为线索，逐个梳理了百年以来政、学、商三界近一百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金融学说和思想。后半部分（第三卷）以金融学术动态和具有学术含量的金融史实为基础，以专题形式进行梳理评价。
    这样的写作体例，虽然将百年以来金融学术思想发展进行全面整理，内容丰富（前无古人，估计也是后无来者），但却影响了整体的统一性。由于一二卷出版有时差，人物顺序排列就有点乱。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除了个人学术思想及其方法论观点的整理以外，最重要的是研究学术源流的脉络，思想传承的内在逻辑，社会、哲学及政治概念对金融理论的影响，货币金融学说与货币政策、金融发展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这些，应该成为思想史中的主体部分。但遗憾的是，这本大书在这方面的深度挖掘仍然不够。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书中每一章节都由不同作者完成，而且大部分并非以经济思想史为专攻的术业。因此，此书只能是百年金融思想史的一个初加工，以后还有待于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青年学子进一步做后续的研究。只要耐得住寂寞，耕耘金融思想史这片学术园地，必然成果斐然。
    在经济学界，经济思想史向来是一个冷僻的领域，研究经济思想史不仅被主流经济学家看轻，有时还公然被奚落为嗜古成癖。这种现象并非今天才有（Blaug，2001）。国外如此，我国更是萧条，而专门研究金融史和金融思想史的则更是少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从金融学界而言，因为它是经济学这个显学中最大的热门，没有人愿意去做金融史和金融思想史的研究；从史学界而言，虽然有年轻人感兴趣，却因为不了解基本的金融知识对这一领域望而却步。奇怪的是，随着人们对金融的热捧，坊间各种“浅说”、“戏说”金融史的通俗读物却层出不穷。不仅如此，虽然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学家的论文集多有出版，但有份量的金融思想史学术论文几乎很少看到。所以说《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的出版实在是金融学界的幸事。至少为梳理这一百多年金融发展的脉络，总结这一百多年的学术发展脉络，做了一个开拓性的、基础性的工作。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史的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史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各个代表性人物学术思想的整理介绍，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每一种金融理论的提出与当时金融发展阶段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种金融思想与同时代的经济理论思潮又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中西方国家虽然在发展水平上不能一概而论，但这种差异性提供我们怎样的经验与教训？这些是我们必须要攻克的学术问题。攻克这些难题，是我们对学术界（金融理论）真正有贡献的所在。
    （节选自《自由还是垄断：金融思想发展的主脉络》，原文载于《金融研究》2015年第10期，作者丁骋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