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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

http://www.newdu.com 2018/8/7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微信公众号 佚名 参加讨论

    书籍简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厉以宁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该书辑录了厉以宁从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40篇代表性论文,篇目由厉以宁先生亲自审定。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探索与创新,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的农业、工业改革,以及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管理等方面的见解。这些文章都是厉以宁对中国经济发展时期的精辟论断,是他对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不间断思考与研究精华,对中国今后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经济学家厉以宁都会给出坦率的意见和建议。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提出文化调节在市场调节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非均衡理论和针对“转型”进行的理论探讨,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厉以宁迄今为止已出版50多本经济学专著。今年5月,他的最新著作《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出版。该书集结了厉以宁从改革开放至今的40篇代表性论文,内容主要涉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探索与创新,我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我国的农业、工业改革,以及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管理等方面。全书由88岁高龄的厉以宁逐篇审定。
    一、摆脱路径依赖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只顾发展,只顾引进外资,盲目发展,盲目开放投资,盲目输出资源而不改体制,这是有害的,会使他们陷入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也能达到,但同样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路径依赖。
    什么是路径依赖?厉以宁在书中解释,路径依赖就是走老路,走老路是最保险、最安全的,因为前人是这么做的,后人跟着他们的脚步走,这样的话不承担责任,同时也就回避了走新路可能遭遇的风险。
    这种观念导致很多国家虽然感到现在的旧发展方式有问题、有矛盾,但还是坚持走老路。然而诸多现实案例都表明,走老路并不一定没有风险,而且风险绝不比改成新模式的风险小。
    厉以宁认为,必须要用新的发展方式。他谈到,传统发展模式是不会自动退出的。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把新旧模式更替作一场革命,是发展方式的革命。尽管在强调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一再提到新发展方式要替代旧发展方式,但路径依赖对我国的影响不可轻视。
    他提出,新发展方式一定要通过改革才能得到。这些改革包括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使企业真正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还包括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才能提供新产品、新产能、新功能。
    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但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公益性部门,特殊的行业、非营利性行业、科研单位。经济转型市场调节是主要的,但政府也要发挥规划、引领和扶持的作用。
    虽已是耄耋之年,但厉以宁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思路依然清晰。他认为,旧的模式不可留恋,新的发展模式必须通过改革来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在竞争中实现的。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是一种改革;科技创新也是一种改革,而且是重要的改革。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国有资产增值更多。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经济转型要用市场来调节,但同时也要发挥好政府引领和扶持的作用。厉以宁以独到的见解提出,除了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以外,还要重视第三种调节,即文化调节。文化调节是通过道德的力量,人人自律,人人遵守公共规则。
    他尖锐地指出,在发展的道路上,新常态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不能拖,更不可止步。
    二、重视文化调节
    2015年4月,厉以宁在定福庄文化产业论坛上演讲中提出,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对我们有三个重要启示:一是最大的红利不是人力红利,不是资源红利,而是社会和谐的红利。二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环境保护关系到文化生存,是全民族的事,也是人类的事。三是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就大大增加。
    在这个论坛上厉以宁提问到,两种资源配置,除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是否有第三种调节?
    就这个问题,耄耋之年的厉以宁亲笔写了6页之多的草稿,并坚持站立着演讲40余分钟。他认为,在我国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中,相当多时期处于动荡阶段。那时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社会得以延续下来,靠的就是道德的力量。他在收入此书中的《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专门列出“重视第三种调节——文化调节”一小节。
    其中提到,资源配置的第一种调节方式是市场调节。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靠市场规律进行调节。第二种调节方式是政府调节。政府调节是有形的,用法律法规和政策调节。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出现之前,主要靠道德力量进行调节。有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后,道德调节也发挥作用。
    因此,厉以宁提出,我们要重视第三种调节,即通过道德力量来调节,也就是文化调节。文化调节是指每个人都自律,每个人都遵守公共规则。社区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等,都在促进人们加强自律。这对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好处。
    三、转变发展理念
    厉以宁特别强调改革不能拖,发展理念一定要转变。
    转变发展理念靠什么?靠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理论。厉以宁说,只有发展理念转变了,才能够实现进一步发展。
    厉以宁进一步表示,生产效率的重点在于微观领域内的企业管理、生产部门管理;资源配置效率的重点则在宏观方面,即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今后要更加重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要让国有资产配置得更好,效率更高,增值更多。
    他认为,世界上很多国家经历过的高速发展都是暂时的、不能维持的,因为经济学家都知道高速度不是常态。中高速增长对某些国家来说,走过了也不是常态。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再留恋高速度,能保持相当时期的中高速度就够了。至于说去库存、补短板、降成本等,要不要做?还需要做。补短板是继续发展的机会,每一个企业家都应该重视,这关系到工人能不能继续就业,市场是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对中国来说,中高速增长是维持经济常态的一个必要。
    厉以宁在2015年前后多次演讲中都提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他在收入此书中的《当前中国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篇章中提出,前些年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高速增长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转入中高速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指出,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5个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资源过度消耗,二是生态恶化,三是部分产产业产能过剩,四是普遍低效,五是为了促进高速增长而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他认为实现中高速增长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经济结构调整,二是创新。
    怎样保证今后的发展能够继续下去?厉以宁说,首要应该注意到,企业的对手也是企业。当别的企业有了新技术、新产品、新产能和新的人力资本的时候,就逼着企业去改革,去创新。
    厉以宁早在1978年就提出,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力量,包括一定数量的科研人员。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还应注意培养技术队伍,在掌握先进技术的同时还要有所创新。他认为,真正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在竞争中出现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放弃一些东西,才能够坚持下去。
    改革不可止步。发展理念不转变,迟早要被淘汰。那就不如出来拼,出来二次创业。民营企业今天正面临二次创业阶段的竞争,尤其是人才的竞争。不能再去依赖过去的路径,只有通过竞争自己、改造自己、创新路子,中国企业才有更美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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