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错了，还是世界变了——读《美国货币史》

    书籍介绍：《美国货币史》，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该书以货币存量为主线，研究了美国1867—1960年近一个世纪的货币发展历程，及其对美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作者通过对货币供应变化和通胀水平的因果关系的细致描绘，证明了货币政策对于一国经济运行的深远影响，尤其是货币在稳定经济周期中的重要地位。
    假期就要过去了，上学期货币经济学的课程让我走上了货币研究的道路。虽然学了很多主流模型，但是货币是什么？现实世界里，货币政策是如何运作的，货币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于这些现实问题，我一无所知。带着这些困惑，想到了伯南克在他的自传《行动的勇气》里提到的一个细节。在他博士阶段决定从事货币研究时，他向Stanley Fischer请教，Fischer二话没说，拿了本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给交给他说：“你如果暑假把这本书读完了，回来了还要研究货币，那我们再开始”。2001年，时任美联储董事（Board of Governor）的伯南克应邀去弗里德曼90岁生日发表祝寿词。虽然伯南克在1999年刚发表总结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作，但在宴会上，伯南克还是毫不吝啬地对《美国货币史》给予高度评价。他先是回忆了著作里面的四个片段，然后以高潮结尾：他以美联储官员的身份向弗里德曼道歉，认为1929年，是美联储错了，他将不会重复1929年的错误。
    造物弄人，当08年金融危机，美国金融体系风雨飘摇，历史真的给了伯南克这样证明平生所学的机会，《行动的勇气》背后，是弗里德曼40多年前的旷世巨著的鼓舞。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思考如何影响一个国家一段历史的进程，由此可知。
    《美国货币史》为什么伟大？
    第一，历久弥新。通读此书最大的感受是，该书虽讲的1867年到1960年，但书中探讨的话题确实经久不衰。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家托宾说，该书囊括了货币研究的所有领域。是的，08年金融危机后，一股将金融危机同1907年经济危机对比研究的热潮，不能不归功于弗里德曼对1907年金融恐慌的细致讨论。2016年，美国《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Economic effectsof runs on early “shadow banks”: Trust companies and the impact of the panic of1907》，用现代计量方法，深入讨论了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提到的纽约Knickerbocker信托公司面临的挤兑风潮的故事，即在前美联储时代（《美联储法案》在1913年通过），该信托公司不是纽约清算所会员，危机如何传染以及被解决的一些历史片段。历史再次重演，纵观08年金融危机，信托公司换成了投资银行。本质都一样，他们都没有进入中央银行或者准中央银行的范围，在流动性危机中，金融系大厦将倾。
    第二，视野宏大。张五常写《佃农理论》从佃农入手由点及面，发展出了变化无穷的价格理论。弗里德曼对货币的研究却很难说由点及面。在该书的整个分析视域中，从始至终，贯穿着历史的、国际的视野。
    讲货币的定义，当然要探讨货币的历史起源，以及货币构成的历史演进。本书横跨一个世纪，刚好为全世界提供了商品货币，纸币、商品货币和纸币混合的案例。期间，货币构成随着美国的历史进程演绎和进化，《美国货币史》整理和分析了整个货币演化的数据，让人拍案叫绝。无数次，在夜深处，笔者仰天长叹，人生有一如此巨作，璀璨星河，也如恒星闪耀。
    《美国货币史》的国际视野是金本位和美国国际地位发展的必然。随着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从小国模型向大国模型的发展，自然要将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考虑在内。可以看到，伟大的经济学家如何就同样的问题，针对不同的局限条件，开出诊断书。从白宫到中国大陆，不少经济学家遭到了政策或者实物界的冷嘲热疯，逼得克鲁格曼同Stephen Colbert在深夜脱口秀栏目中一起做过山车解释宏观经济学。这只能提醒经济学家在对现实进行判断时，要谨慎。
    第三，伟大的作品有伟大的细节。Melitz在2003年发表弘文，耶鲁的Treb, and Arkolakis（2016）评价道：“国际贸易过去发表的几乎一切文章都与该文相关”。给定经济学家国际贸易圈的研究人数，对于一个日均引用增长两次的文章，该评价并不夸张。笔者研读该文一学期，惊艳于该文的所有主要注脚几乎全部发表在后来的《美国经济评论》等顶刊上。读一学期的小经验是，重要文章，请反复读注脚。《美国货币史》的注脚毫不逊色。举两个小例子。在探讨美联储制定的货币政策效果时，弗里德曼插话到，“通读美联储《年度报告》，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美国经济向好时，《年度报告》会渲染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的积极作用，在美国经济萧条时，《年报报告》会讲货币政策无能为力”。笔者忍俊不禁，感叹官僚主义没有专制和民主之分，是世界现象。第二个例子是《美国货币史》对银行竞争的讨论。在注脚中，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探讨了当时银行业存在的一种思想，那就是银行需要牌照保护，以避免过度竞争促使银行业铤而走险。作为价格理论大师，弗里德曼将其与医生需要牌照保护，从而避免道德风险进行对比，并仔细分析了竞争可能产生的后果。该分析被Keeley在1990年所继承，发展了银行牌照有利金融稳定论。而Keeley的分析在2008年后，重被提出，换汤不换药。以类比做分析，如果类比恰当，往往能够极大简化对事物本质的探讨。
    《美国货币史》有很多案例展现了这一绝佳技巧。另一类比大师是哈佛教授LarrySummers。在Shiller的《金融市场》课程中，LarrySummers“打了一次酱油”，讲了拯救银行系统必要性问题。Summers讲，如果我们现在让所有的电话公司破产，美国的损失是不是就是这些电话公司的市值。答案显然不是，一座港口可以区区几十亿，运输货物却可以千亿级。在笔者看来，批评高善文博士的文章打错了方向，我们反对的不应该是类比，反对的是表达的摸棱两可，而表达的摸棱两可本身就是不懂装懂，套话官话连篇的表现。在美国，政策向公众的传递是及其重要的，美联储的政策不仅仅是要让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分析，更重要的，他们要向几百名几乎没学过经济学的国会议员以及总统解释。伯南克为什么这么厉害，保尔森在《自传》里说，“和伯南克聊天就好像一个学生在上他的研讨课”。
    作为未来的一个学者，批判性思维是少不了的，即使对于伟大的巨著。《美国货币史》最后对货币政策的政策建议是站不住脚的。该书推广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具体是讲美联储要盯住货币供应总量。一个主要的论据体现在该书对大萧条的分析中，货币供应的大幅下滑在作者看来是引发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而美联储紧缩的货币政策是犯了“真实货币法则”的本本主义错误。
    1980年，弗里德曼发文表示，美联储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阳奉阴违。在弗里德曼的推动下，同是芝加哥出身的大参议员Douglas（也就是著名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创立者）要美联储认真盯住货币供应总量。然后我们看到，美联储官员在国会报道中，从M1到M3，全部给你写上，意思是，我们尊重参议员先生您的建议，但是目标如何，具体哪个由我们选。
    随后，格林斯潘大师出现了，似乎让弗里德曼改变了些许看法。弗里德曼说“既然当前货币政策操作没问题，为什么要随便改”（If it’s not broke, why fix it?）。伯南克1992年讲，我们正是看到了格林斯潘大师的成功，因此我们想总结他的成功之处，将他上升为一个货币政策框架，明确下来，通货膨胀目标制由此被伯南克正式带入了美联储。
    有很多既有的理论和研究表明量化型货币政策框架难以执行。我在这里补充另一个证据。中国政府历来是实施的量化型货币政策框架，盯住信用总量或者说M2。这体现在了历任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自09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会明确M2增长目标，例如2009年M2增长目标是17%。可能是意识到在执行层面上的困难，从2012年开始，该措辞从增长目标改成了预期增长目标，而到后来，该目标索性放弃。以社会主义中国对银行的掌控力，中央银行实施该框架尚如此艰难，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美国，其难度可想而知。以弗里德曼对量化分析的掌控力，除了1929年金融危机，他也可能是观察到了货币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的某种稳健关系。只是在一个技术快速发展和各种冲击不断的社会里，怎么确定这个最优的增长量，本身就是一个难度颇高的技术活。
    有个博士同学很幽默，他买了辆车，因为牌照可以DIY，他选了一个老远就可以让行内人知道他是经济学家的号码，DSGE，中文名是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是美联储宏观预测的主要模型之一。《美国货币史》提出的主张虽然从货币政策上讲没有达到像DSGE模型这样的实用效果，但该书从方法到思想都开创了货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高峰，而下一个高峰何时何地才能到来，也许在中国，也许在美国，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货币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才能看清这种变革的时候，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