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谦虚使人类进步——从《人类发展报告》看发展理念的变化

    总体来说，人类过于习惯于对自身取得的成就盲目乐观，或者表现出对物质财富增长的沾沾自喜，而不顾南北之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和人群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或者秉持着人定胜天的信念与自负，而不顾资源环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危机的日益逼近。不过，如果说人类在评价自身成就的态度上确乎发生某种转变的话，或者说从某一时间点之后，人类对于自身行为表现出更多的反思和顾忌，一九九〇年《人类发展报告》（HDR）以及“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榜的发表，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个转折点。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本可治愈的诸多苦难和贫困在现实中顽固地存在，原因在于我们缺乏对现象本质的理解。而这个报告系列就充当了一种与无知做斗争的手段，也成为该项目之父马赫布卜?乌尔?哈克（Mahbubul Haq）一生与无知、偏执、宗派和社会仇视做斗争的智慧结晶（Amartya Sen,“Mahbub ul Haq: The Courage and Creativity of His Idea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1999,10: pp.1-6）。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地缘政治严重冲突等一系列不安全因素加剧之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团队发布了《人类发展报告2021/2022》，并以“不确定的时代，不安定的生活：在转变着的世界里重塑我们的未来”为题。最新报告的发表，以及该报告系列届“三十而立”（启动至今三十二年，共撰写发布二十九本旗舰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回顾一下围绕该系列报告发生的关于发展的思想基础、思维方式和行动取向的变革。数十年如一日持续推出的人类发展报告系列，虽不能说涵盖了人们对于发展认识的全方位进步，仍然足以被看作是实践、研究和理念不断推陈出新的缩影。特别是，中国成为该报告始创和人类发展指数发布以来，从“低人类发展水平”起步，跨越了“中等人类发展水平”，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唯一案例，所以，做一个智慧之旅，也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角度认识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
    一、关于人类发展报告的人和事
    人类发展报告的诞生和演变，与哈克和森这两个伟大的名字分不开。二人都出生于南亚次大陆，一九五三年十月初在剑桥大学校园第一次碰面，以本科同学和朋友的身份相处数年之后，他们的职业生涯一度分道扬镳。哈克虽然不乏深刻思想和学术著述，却始终在政府和国际组织从事行政事务，甚至身居高位；而森则从未离开大学校园和学术殿堂，并于一九九八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由于两个人在关于发展的思想上心有灵犀，并且追寻相同的目标，多年之后在人类发展这个事业上注定再次携手，以人类发展报告和人类发展指数的形式，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智识遗产。
    当人们说“时势造英雄”的时候，从根本上，他们想说的是制度需求（时势）至关重要。对于制度变迁的发生来说，制度的需求与供给相当于剪刀之两刃缺一不可。如果说制度需求来自大众的话，其强烈程度取决于多少张嘴在谈论和呐喊，多少双脚在投票，即艾伯特?赫希曼在《退出、呼吁与忠诚作者：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中所谓的“呼吁”（voice）和“退出”（exit），制度供给者往往只是少数人，如一个政党、一个政府或者一个团体，其中，个人常常可以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九八八年时任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的哈克，由于没有出现在那架本来计划搭乘的齐亚?哈克总统专机上而幸免于一起空难，无疑在以下意义上改变了历史，即正是离开巴基斯坦政府到UNDP任职，哈克一手启动和推动了人类发展项目，创造了延续至今的人类发展报告和人类发展指数。
    哈克成为人类发展报告（指数）之父也并非偶然。除了在巴基斯坦、英国和美国受过良好的经济学训练，且著述颇丰之外，在受邀加入UNDP之前，他已数度在巴基斯坦政府担任要职，也有在世界银行任职发展事务的经历。政学两界的背景使他具备人类发展项目成功必备的领导素质：既有深邃的思想和超凡的组织能力，又能够识别和团结学术界人才，且擅长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巧妙周旋。最难得的、并且成为人类发展项目得以成功实施决定性因素的，是在哈克生活中的一些独有经历。这些经历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以及各种机缘巧合的因素，最终使其以特有的“天赋和个性”，展示“勇气和创造力”，并且转化为具有“启迪性和说服力”的工作成效。其中值得提及的有两件，一件涉及事，一件则有关人。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哈克作为国家五年计划的重要设计者，第一次在巴基斯坦政府工作的时期。印巴分治后的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整个五十年代的增长表现也乏善可陈。然而，在哈克直接参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五年），巴基斯坦的GDP增长率逆袭而上，根据世界银行的历史数据，这期间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6倍，一时间被称为“卡拉奇经济奇迹”。不过，哈克并没有以巴基斯坦的马哈拉诺比斯（Prasantha Chandra Ma-halanobis）自居（作为著名统计学家，马哈拉诺比斯曾经主持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以其命名的经济增长模型，帮助尼赫鲁总理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没有像包括美国顾问在内的其他局内人那样沾沾自喜，反而在一九六八年四月的一个会议上，出人意料地对这个增长“成绩”进行批评，揭示被GDP增长数字掩盖的问题，包括地区发展不平衡、医院和学校建设被忽视、工资停滞、过度依靠援助，以及少数家族控制经济、遏制竞争和聚敛财富等现象。即便不能认为关于人类发展的思想在那时就已经在酝酿，至少可以说，哈克对于探寻发展真相的态度是真诚的，也便注定了后来成为人类发展项目之父。
    根据森的回忆，他们对GDP这个粗鄙指标的诟病，以及采取新指标予以替代的设想，早在剑桥本科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为此俩人还常常一起翘课，海阔天空地进行讨论。几十年之后，哈克在新成立的UNDP确立了自己的身份和任务，并且进行了必要的背景研究之后，于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急切地召唤自己的老朋友，以便携手把学生时代的梦想变成现实——构造一个替代GDP的发展指标。虽然这位坚守学术殿堂并且在数年之后便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老朋友，并没有像哈克希望的那样，心无旁骛地投身其中，但森确实答应以顾问团队成员的身份，参与人类发展项目。更重要的是，这两位老同学有机会回到几十年前的话题，进行了频繁的讨论。虽然经常存在分歧，但最终创造出历史留名的智慧产品——人类发展报告和人类发展指数。
    二、把思想转化为量化指标
    哈克热切地邀约森加盟自己的项目，并非只是对俩人共享的学生时代的一种怀旧。实际上，当时哈克已经拟定出把森的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分析框架应用于构造人类发展指数的设想，而森的思想是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对人类福祉的认识不断深化的最新经济学成果。在思想史的长河中，该领域必须提到的人名和学派不胜枚举。如果把列举的范围做两点限制，即第一，仅包括十八世纪功利主义哲学诞生以后的新进展，以及第二，与人类发展报告更为相关的思想，至少需要提及的则有边沁、穆勒、庇古、马歇尔、帕累托等学说史上著名的人物，以及包括努斯鲍姆、罗尔斯和森等更为晚近和当代的思想家。
    森关于发展的思想可以被概括为“行为能力”方法（“capacities”approach）。虽然关于社会福利理论的“人文主义革命”滥觞于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森和另一位享有旗手声誉的玛莎?努斯鲍姆（MarthaNussbaum）也遵循了罗尔斯的哲学思想，但是，“行为能力”方法比罗尔斯走得更远，彻底摒弃了“效用”以及罗尔斯与之藕断丝连的“社会基本品”（social primary goods）概念。在森这里，与发展相关的人类福祉问题，不再是关注人们拥有什么，而是关注人们能够做什么，从而把可以用金钱表达的手段同用福祉与自由所表达的目的做出革命性的区分。至于诸多支配经济学家的主流理念，自然更不在话下，包括把人类福祉仅限于“有用物品”的新古典经济学定义域、“把福利经济学锁到一个狭小的盒子里”的边际主义学派，甚至涓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森的理论框架中要么被摒弃，要么受到批判。虽然森一直拒绝为自己所关注的“行为能力”或“功能”列出一个清单，努斯鲍姆却不厌其烦地列举过这些行为能力的内容，其中包括生命、健康、身体完整、感官、想象力、思维力、情感、实践理性、归属关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玩耍和控制自身所处环境等方面〔Stanton, Elizabeth A.,“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 History”, PERI Working Paper Series , No. 127 (2007,February),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pp.9-10〕。
    森的思想革命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得到充分的阐述。他实质性地丰富了发展的内涵，从而也拓展了描述发展的外延。在他看来，发展是拓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过程。而这里的“自由”也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而是实质性的，指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行为能力，由此可见，他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无法仅以物质方面的指标做出表达。从目的、手段和承诺这个三位一体的框架，我们可以较为透彻地理解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思想。第一，自由作为发展的首要目的，是一个建构性、无须实证检验，从而先验地独立存在的命题。直接关注个人自由、基于行为能力的分析框架，既包容了其他方法的优点，如功利主义对人类福祉的关注、自由至上主义对选择过程自由行动的迷恋、罗尔斯理论对个人自由和实质性自由所需资源的重视，还有着具有更广泛的信息基础和合理性。第二，自由作为促进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是一个工具性或实证性的命题，可以分别由自由促进发展和抑制自由阻碍发展的事实予以检验。正如森所指出的，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公开性和社会保护等权利和机会类型，都能够单独和共同促进人的一般行为能力。第三，人的行为能力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承诺及其做出的制度安排。以社会扶助的方式扩大自由，既是应有的社会承诺，也是对个人责任的坚持。
    从森的思想也可以看到一个与哈克的设想相抵牾之处，即他本意上反对以一个单一、粗略的指标（如HDI）代替另一个被批评为具有同样特征的指标（GDP）。他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就在于指出后者执迷于把人类福祉所拥有的既迥然不同也不可公度的诸因素，用一个单一的单位来度量。他也在《生活质量》一书中阐释了自己对福祉的多元化理解。不出所料，森同哈克就要不要编制一个人类发展指数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政府工作经验的新理念倡导者，哈克并非反对关于社会福祉的多元化认识，而是深知只有一个像GDP同样粗略的指标，才可能被采纳并流行起来，获得与后者最大限度靠近的接受度。从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森更像以赛亚?伯林意义上胸怀多重目标的狐狸的话，哈克则更像一只执着于单一目标的刺猬（传说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有一句不完整的诗：“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很多学者借鉴这个比喻，形容多元思维和单一目标思维的差异），两个人的互补性组合最终达到一个完美效果。这是因为，一方面，森毕竟希望能够建立恰当的评价框架以及机构和制度，以便推进形成更加美好和乐于接受的社会；另一方面，哈克不仅借助人类发展指数传播了森的思想，还将该指标成功地变成一个或多或少引领各国政府的“指挥棒”，使森关于“增进人的行为能力和实质自由的公共政策”意愿得到有力的推进。
    三、HDR的核心理念和开放性框架
    在建构性和工具性相统一的意义上，一方面，森给予贫困、饥荒、健康和人力资本更多的关注，这与HDI的核心构成相一致，也可以解释他何以最终接受了编制这一指数的做法；另一方面，森与此前的诸多思想家一样，认为发展是扩大“人类选择范围”的过程，这也体现在HDR编写的开放性上面。UNDP从一开始编制HDI，就确定了该指数由三个核心成分构成，分别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以人均预期寿命代表的健康水平，以及以成人识字率和入学率表达的教育水平。与仅仅考量人均GDP反映的“做大蛋糕”效果，把健康和教育纳入指数构成，不仅拓展了衡量发展的范围，相对而言也能揭示“分好蛋糕”效果。毕竟，人均收入的提高与极少数人的极度富裕可以相容，而健康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却不可能仅靠少数人的改善达到。有趣的是，一九九〇年第一份报告甫一发布，人们便意外地发现，因其健康和教育水平与经济实力不相匹配，人均GDP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在HDI上排名竟低至第十九位，这不啻为对这个“头号强国”的傲慢和自负的巨大嘲讽。
    在HDI的核心构成及计算理念得以延续的同时，HDR也形成了不断拓展所关注的发展内涵的开放框架，能够与时俱进地捕捉最新的发展挑战，反映理念和实践的创新。该项目以多种方式拓宽了自身的视野，开辟了学术与政策研究的新疆域。在HDI之外，配合每份报告特别选定的主题，结合发展理论的最新进步，正文和附录中不断增加着新的指标，以反映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理念、新进展和新挑战。例如，在历年的旗舰报告中，贫困、就业、流动性、收入差距、性别平等、经济危机、技术变化、全球化、气候变化、人类世（Anthropocene）和疫情大流行等主题，都得到深入的探讨。在HDR旗舰报告之外，UNDP团队还撰写和发表专题报告、工作论文，以及合作撰写国别和区域HDR等，并帮助一些国家建立起反映人类发展全貌的卫星账户。
    哈克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甚至最后一刻，关注最多的是人类安全问题，直接促使一九九四年的HDR以“人类安全的新维度”为主题，提出从可持续的人类发展范式出发，重塑全球制度体系，关注人的安全而非领土安全，推进发展而遏止冲突，以便兑现潜在的和平红利。人类安全的考量，自然是UNDP团队的人类发展方法或森的行为能力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已有的框架出发，人类发展先是衍生出人类贫困的概念，进而衍生出人类安全的概念，均是理论内在逻辑使然。从HDR的最新出版物来看，人类安全这个概念保持着不断丰富自身的与时俱进的特质。
    正如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奇姆?施泰纳在《人类发展报告2021/2022》的序言中指出，继二〇一九年关注不平等的报告和二〇二〇年讨论人类世风险的报告之后，刚刚发布的最新HDR以不确定时代和不稳定生活为主题，可以被看作是人类安全三部曲的终章。报告针对的是世界面临的共同安全挑战：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不止、各种冲突和危机层出不穷，造成人类的巨大痛苦，同时气候和生态灾难威胁着世界的日常生活。需要认识的是，我们正在遭遇的冲击不是一次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状态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需要回归到人类发展的本心，从更宽广的视野认识这个时代，采用更可持续的政策应对世界性的挑战。而要做到这一点，特别是能够真正认识到风险，把理念转化为各国的政策并付诸行动，要求进一步克服单个国家在处理与世界之间关系中的无知、傲慢及由此产生的唯我独尊思维。